1樓：匿名使用者
琺琅工藝的製作分類很多，人們一般根據製作方法和胎地種類將其分為兩大類。
1.根據製作方法大致可分掐絲琺琅、內填琺琅（即嵌胎琺琅）、畫琺琅等。掐絲琺琅盤掐絲琺琅和鑲嵌琺琅很久就在國內出現，歷史記載可追溯到宋元時期，但真正能在國內製作應是元代成吉思汗進攻大食，將該地工匠俘虜押回製作，並將該技藝傳入中原。
至明代，永宣宮廷中開始廣泛製作應用掐絲琺琅，之後的景泰時期最有名氣，即人們俗說的“景泰藍”。畫琺琅則出現較晚，於十五世紀中葉在歐洲佛朗德斯發明，十五世紀末在法國中西部裡摩居以內添琺琅工藝為基礎，發展成畫琺琅重鎮。隨著中西方**交往，從廣州等港口傳入國內。
當時稱謂“西洋琺琅”或“洋琺琅”。清代宮內的畫琺琅製作要在康熙三十二年、琺琅作與玻璃廠成立之後才能開始研究製作、發展。
2.根據胎地種類，琺琅器一般可分金胎琺琅、銅胎琺琅、瓷胎琺琅、玻璃胎琺琅、紫砂胎琺琅等。其中銅胎琺琅因為銅料與表面琺琅容易結合，且銅料**相對容易接受，因此銅胎琺琅最為廣泛。
直今，琺琅器依然大多使用銅胎。金胎因造價過高，難為常人所接受，清三代時基本只限內府製作使用，且數量極其有限。瓷胎琺琅（即琺琅彩瓷），顧名思義，是在瓷胎上繪製的畫琺琅。
它是瓷器與畫琺琅製作工藝的完美結合，製作要求對兩者都要求很高，因此起步與成熟時間較晚。宮內造辦處在製作瓷胎琺琅彩瓷的時候，還製作玻璃胎琺琅、紫砂胎琺琅，三者製作時間應大致相同，只是紫砂胎產品（僅指宮內琺琅彩而言）僅見康熙製品，雍乾不見製作資料。
2樓：匿名使用者
琺琅彩瓷是我國清代最為典型的彩色瓷,它傳入我國之初,其琺琅料一般用於銅胎琺琅彩器.
工藝製作程式分為：設計、制胎、繪彩、燒彩、打磨、拋光。歷時長，費工費力，並且難度高.
寶瓷林公司秉著"傳承千年瓷文化,精製現代瓷珍品"的核心理念,以清代前三朝的技術為基礎,結合現代制瓷技術,以雄厚的資金,精湛的工藝,先進的生產裝置和創新的設計團隊生產具有本公司特色,突出琺琅彩現代個性的琺琅彩瓷的產品.
3樓：大般若堂
琺琅彩現，必見天價！ 琺琅彩工藝除了傳承下來的瓷胎琺琅很常見外，清朝時期出現過玻璃胎琺琅（在廣州市文化公園博物館十三行歷史有展）。近兩年興起琺琅彩玻璃作為高階裝飾材料，因其**不菲只應用於高階場所。
廣州有間玻名家飾專業從事琺琅工藝的研究、收集瓷胎金屬胎玻璃胎琺琅技藝。對製作琺琅的材料、技術掌握得較完善。
琺琅彩工藝的介紹
4樓：手機使用者
琺琅彩，將畫琺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種釉上彩裝飾手法，正式名稱為“瓷胎畫琺琅”，後人稱“古月軒”，國外稱“薔薇彩”。琺琅彩始創於清代康熙晚期，是引進國外琺琅材料創制而成的，並一舉成為極名貴的宮廷御用瓷器。
琺琅彩工藝的各朝代琺琅彩工藝
5樓：樓曄
雍正時期，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給予了更多的關心，並提出頗為嚴格的要求。雍正元年（2023年），隨著宮廷造辦處人員的擴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賴的怡親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琺琅彩瓷器的生產在造辦處琺琅作積極。但從清代檔案記載看，雍正六年以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進展緩慢，雍正帝對此也不甚滿意。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琺琅彩料需依賴西洋進口，數量有限，必須謹慎使用，不得有誤損所致。如清雍正《廣東通志》卷五十八記載：“西洋國……雍正四年五月復遣使進貢……各色琺琅彩料十四塊。
”又如《活計檔·清檔·雍正記事雜錄》載：“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親王交填白脫胎酒杯五件，內二件有暗龍。奉旨：
此杯燒琺琅。欽此。於二月二十三日燒破二件，總管太監啟知怡親王。
奉王諭：其餘三件爾等小心燒造。遵此。
於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畫琺琅酒杯三件，怡親王呈進。” 從雍正皇帝的貴戚重臣年羹堯的奏摺中，也可瞭解此時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情況。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驛齋到御賜新制琺琅管雙眼翎二支，單眼翎十支……”。
對這些翎管，年羹堯在二月十二日的謝折裡稱：“……臣伏覩琺琅翎管，製作精緻，顏色嬌麗，不勝愛羨，謹繕摺恭謝天恩，更懇聖慈，如有新制琺琅物件，賞賜
一、二，以滿臣之貪念。臣無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
”在年羹堯的摺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滿臣之貪念”這句話的“貪”字旁硃筆畫圈，在折尾空白處，雍正帝的硃批曰：“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今將現有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其中“琺琅之物尚無暇精緻，將來必造可觀”這句話，說明雍正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發展充滿信心。 年羹堯在得到這次賞賜之後，於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連三地被賞賜以琺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摺中說：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驛齋到御賜臣仿琺琅茶杯兩匣，臣叩頭祗領訖。伏覩此種窯器，顏色清麗，製作精雅，實不讓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嶽鍾琪於四月十五日領兵進剿番賊，俟其事後回寧，臣當宣旨賞給四個另行謝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以聞。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雖然此時雍正皇帝頻頻用琺琅彩瓷器賞賜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對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情況並不滿意。如清代檔案記載，“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
此時燒的琺琅活計粗糙，花紋亦俗，嗣後爾等務必精細成造。欽此。” 雍正六年以後，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預下，隨著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和愈來愈多的宮廷書畫家參與琺琅彩瓷器的繪畫和寫字，琺琅彩瓷器的生產遂取得較快發展。
從當時造辦處檔案記載來看，雍正六年，造辦處新煉的琺琅料有月白、白、黃、淺綠、亮青、藍、鬆綠、亮綠、黑等九種顏色。新增琺琅料有軟白色、香色、淡鬆黃色、藕荷色、淺綠色、醬色、深葡萄色、青銅色、鬆黃色等，共九樣。造辦處自煉琺琅料的成功，不僅擺脫了琺琅彩瓷器生產因依靠進口料而可能產生的捉襟見肘的窘態，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種亦可使畫琺琅人在表現物像時更加得心應手。
據造辦處檔案記載，當時的宋七格是負責煉料全部工作的，鄧八格是具體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吳書是技術人員。另外，怡親王允祥、郎中海望、員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負責管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據檔案記載，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內務府造辦處召募各作匠藝人十三名，由員外郎沈嵛、唐英啟怡親王，發給每人每月二兩銀。
接著“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親王諭：著燒煉琺琅料。遵此。
於本日員外郎沈嵛、唐英說：‘此係怡親王著試燒琺琅料所用錢糧物料，另記一檔，以待試燒完時，再行啟明入檔。’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
”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為畫琺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啟奏怡親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員外郎唐英啟怡親王，為郎世寧徒弟林朝楷身有癆病，已遞過呈子數次，求回廣東調養，俟病好時，再來京當差，今病漸至沉重，不能行走當差等語。奉王諭：著他回去罷。
”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鎮御窯廠佐理陶務。由於唐英供職內務府多年，在琺琅彩瓷器的燒造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對雍正皇帝的審美趣味和宮中生產琺琅彩瓷器需要什麼樣的白瓷胎亦瞭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鎮後，向宮廷造辦處提供了大量供燒琺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畫琺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鎮畫瓷器的工匠。
還有張琦、鄺麗南，是廣東畫銅胎琺琅器的工匠。而從雍正六年開始，即有賀金昆、戴恆、鄒文玉、湯振基、譚榮等一批畫院畫家參與瓷胎畫琺琅工作，其中畫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賞賜。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庫常保、首領李明久奉旨：
琺琅畫青山水甚好。欽此。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鄧八格、宋七格來說，內大臣海望諭：
鄒文玉所畫琺琅，數次皇上誇好，應遵旨用本造辦處庫銀賞給十兩。遵此。”從造辦處檔案記載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賞用單一料彩繪制的水墨及藍色山水兩個琺琅彩品種。
至於為琺琅彩瓷器書寫底款者，從檔案記載來看，應是原武英殿修書處的寫字人，後調到造辦處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琺琅彩瓷器上的詩句，多為戴臨題寫。戴臨為武英殿待詔，檔案記載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臨在琺琅彩瓷器上題寫詩句。
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對，奉旨：著將此碗上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著戴臨選詩句題寫，地章或本色配綠竹，或淡紅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燒琺琅。欽此。
於八月十四日畫得有詩句綠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編《陶冶圖編次》（凡二十則）上的文字說明，也是由戴臨書寫的。
唐英到景德鎮御窯廠後，除了向造辦處提供白瓷以外，還推薦畫畫人到造辦處供職。如“雍正七年閏七月初九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怡親王交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周嶽、吳士琦二名……於本月初十日將年希堯送來畫琺琅人所食工銀一事，郎中海望啟怡親王。
奉王諭：暫且著年希堯家養著，俟試準時再定。欽此。
”當時負責淮安關稅務的年希堯只是遙領景德鎮窯務，這些畫畫人名義上是年希堯送來的，實際上是由唐英挑選的。唐英本人就是畫家，經他挑選的畫畫人，善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備在瓷器上繪畫的豐富經驗，這些人進入造辦處後，經與宮廷畫家切磋配合，使琺琅彩瓷器的生產日趨精進。 從傳世品看，雍正時期的琺琅彩瓷器除了少數如康熙朝琺琅彩瓷器那樣以色地裝飾外，大多是在潔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繪。
器物造型有瓶、碗、盤、碟、盅等，均雋秀典雅，胎體輕薄，有的達到半脫胎的程度。這些白瓷胎除了極個別為清宮收藏的明代永樂白瓷外，絕大多數是由當時景德鎮御窯廠特製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歷次當中最多的一批，這就是檔案記載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親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堯燒造。
郎中海望奉王諭：著收起。遵此。
於本日將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訖。於七年八月十四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三對，畫琺琅瓷碟二對，畫琺琅瓷酒圓四對。九月初六日燒造得畫琺琅瓷碗二對……”。
雍正琺琅彩瓷器在圖案裝飾方面，一改康熙琺琅彩只繪花卉，有花無鳥的單調局面，大量出現描繪院畫風格的花鳥、花卉、竹石、山水等圖案，畫面空白處題以書法極精、內容文雅的相應詩句，而且詩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閒章，句末則有或兩方皆朱文、或上為白文下為朱文的閒章。雍正琺琅彩瓷器真正成為制瓷工藝與詩、書、畫、印相結合的藝術珍品。 雍正琺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藍料彩“雍正年制”四字雙行宋鏨體印章式款最為多見，款外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極其規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圖章印上去的。
也有少數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無邊欄。雍正琺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見有“雍正御製”四字雙行外圍雙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雙行外圍雙圓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書寫在瓷胎上。
2023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一件雍正藍地琺琅彩花卉紋“萬壽長春”淺碗，四字分別題寫於外壁四個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雙方欄內署“雍正御製”四字雙行款。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
乾清宮總管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著給琺琅作學燒琺琅。
欽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人張維奇情願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銀糧，每月工食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嵛、員外郎三音保準行。記此”。
這兩則資料說明，乾隆元年造辦處琺琅作即因缺人而進新人。 乾隆時琺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監毛團傳旨：
著海望寄信與員外郎唐英，另將燒造琺琅之白磁器燒造些來。欽此”。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彩繪和烘燒，大量的是在北京宮廷造辦處的琺琅作內完成。
但也有例外，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燒造。
欽此”。很顯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彩繪、烘燒這兩道工序的。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裝飾題材較雍正時更加豐富，除山水、花卉、花鳥外，還有中國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影響的各種洋花圖案。
新增的各種色地、色地開光、色地軋道琺琅彩瓷器，圖案繁複，不留空白，不題寫詩句。雍正時盛行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白地琺琅彩瓷，此時繼續生產，所題詩句和所用閒章與雍正時大同小異。如：
畫月季、竹石題“勁節亭亭千尺綠，芳枝長佔四時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閒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閒章、“君子”朱文閒章。畫石榴、黃鸝常題“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
迎首用“佳麗”朱文閒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閒章。 畫山水風景常題“浦淨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迎首用“壽如”朱文閒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閒章、“水長”朱文閒章。
關於乾隆琺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琺琅彩瓷，一般為“乾隆年制”四字雙行藍料彩印章式宋槧體或楷體款，圍以外粗內細的雙線方框，框線也有個別內、外粗細基本一致的。器之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於底部署款之空間狹小，所署藍料彩四字雙行宋槧體或楷書款則不加框欄。有一種藍料彩四字雙行篆書款，外圍雙線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多見於瓶類器上，由於這種器物所繪圖案較繁密，故沒有題詩和閒章，器內和足內均施松石綠釉，款署於松石綠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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