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拖鞋忘了帶
無外乎賦比興三種手法。
詩經（詩三百）中，開創了賦、比、興的創作手法，為今後的詩歌創作提供了範例。
一、《詩經》中的賦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採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詩集傳》說：賦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殊知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迴無限。
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伴謳歌，猶有此遺風雲。
二、《詩經》中的比興
《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鄭玄《毛詩箋》：蒲以喻所說（悅）男之性，荷以喻所說（悅）女之容體也。
三，賦比興表現手法的作用
賦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種表現手法。它的特點就是敷陳、直言，即直接敘述事物，鋪陳情節，抒發感情。
比分為比喻和比擬。比體詩的特點是以彼物寫此物，詩中所描寫的事物並不是詩人真正要歌詠的物件，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來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碩鼠》一詩中，就是運用了比的表現手法，通過描寫令人憎惡的老鼠，將奴隸主貪婪殘忍的本性表現的淋漓盡致。
為什麼不直接表達而要用比呢？運用比擬表達喜愛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給人親切之感；用它表現醜惡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畢露，給人厭惡之感。
興，即起興，在一首詩的開頭，或一章詩的開頭。先讓我們來看一首詩。《風雨》中運用興的表現手法的句子是“風雨悽悽，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風雨如悔，雞鳴不已。
”為什麼不直接說出要寫的內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過對《詩經》的研究，有些詩中的興起到了渲染氣氛的作用，例如，《風雨》寫的是在傍晚時節，外面下班著小雨，颳著風，女主人公正在思念著自己的夫君，此時，聽見了外面的雞鳴聲。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悵之情。
興在這裡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種淒涼的氣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有些詩中的興沒有起到渲染氣氛的作用，與下文也沒有什麼聯絡。例如，《黃鳥》的“交交黃鳥，止於棘，止於楚，止於桑。
與下文的子車家的三個兒子為秦穆公殉葬沒有聯絡，興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種氣氛，幫我們完成從日常生活到詩歌欣賞的過度作用。
人們常常把比、興兩種表現手法截然分開，在研究中我們認為，比興兩種表現手法不是截然分開的，有些詩中是有一定聯絡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現象來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變化，由起興的詩句來引出表達感情生活的詩句，由葉子的鮮嫩而至的枯黃，來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這裡的興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興在詩歌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詩歌也就失去了美學價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為中國古代對於詩歌表現方法的歸納，賦比興是根據《詩經》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最早的記載見於《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來，《毛詩序》又將“六詩”稱之為“六義”：“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此解釋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今人普遍認為“風、雅、頌”是關於《詩經》內容的分類；“賦、比、興”則是指它的表現方法。
“賦、比、興”之說提出後，從漢代開始兩千多年來，歷代都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和論述，但在具體的認識和解說上，一直存在著各種分歧意見，眾說不一。
漢代對賦、比、興的解釋 漢代解釋“賦、比、興”最具有代表性，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鄭眾和鄭玄兩家。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毛詩正義》引）他把“比興”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聯絡起來，認為“比”是修辭學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興”是“起也”，即託諸“草木鳥獸以見意”的一種手法。
論述雖較簡單，但總的說，是抓住了“比興”這一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的。鄭玄的解釋則不同，他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毛詩正義》引)這裡,除了講“賦”的特點是表現手法上的鋪陳其事,比較符合實際外，其他的解釋則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聯絡起來，這就把一定的表現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體的特徵,不免牽強附會。
《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徑情直遂的詩歌中,離開藝術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穿鑿曲解，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後來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
”（《毛詩正義》不過，鄭玄把“比興”提到美刺諷諭的高度來看待，對唐代陳子昂、白居易等所標舉的“美刺比興”說，是有啟迪作用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論述 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述“賦、比、興”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摯虞、劉勰和鍾嶸。摯虞繼承了鄭眾的觀點，認為：“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六）他並且對漢賦的不“以情義為主”而“以事形為本”、極盡閎奢巨麗之能事,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賦”的表現手法在漢賦的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發展,以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體,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當一部分漢賦專門去鋪採□文地描摹宮室之美、田獵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義的思想內容。摯虞對漢賦的批評是切中其弊的。
由於漢賦中大量運用了比喻性的辭藻，容易使人誤認為“賦”與“比”有較密切的聯絡,和“興”似乎無關,所以劉勰在談到漢賦時,稱其“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結果是“比體雲構”，“興義銷亡”（《文心雕龍·比興》）。實際上這裡所說的“比”是“賦”中之“比”。由於這一原因,同時也由於中國古代抒情詩遠比敘事詩發達,所以人們有時略“賦”而標舉“比興”，以“比興”概括詩的“三義”。
劉勰對“比興”的論述，曾受到《毛傳》和《鄭箋》牽強附會說詩的影響，如他說過“《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指《召南·鵲巢》貞一，故夫人象義”(《文心雕龍·比興》)等等。但他同時又繼承了鄭眾的見解,並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
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認為“比”的要求是“寫物以附意，□言以切事”。這就概括了“比興”作為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
他還指出“詩人比興，觸物圓覽”。即認為“比興”的思維和手法必須建立在對外部事物觀察、感觸的基礎之上。這些意見，都是很可取的。
“賦比興”的觀念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不斷積累，先由《周禮·春官·大師》總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1]漢代《毛詩序》的作者，根據《周禮》的說法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2]很明顯，風、雅、頌是屬於《詩經》的文體分類，賦、比、興是指什麼，則沒有說明。
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後者是詩的體裁。一般說，賦、比，都比較清楚，興就有疑問，後人的解釋分歧很多。
至今也沒有定論。劉勰所謂“風通而賦同”，即風雅頌相通，賦則作為詩的一般表現手法，“通正變，兼美刺”，也是相同的，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惟獨比和興問題，歷代解釋很多。概括起來大體上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
一、三種不同角度的解說
政治的解說。如漢代的“比刺興美”說。這是漢儒的經學的解釋。
鄭玄注《周禮》“六詩”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而言之。
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3]這種說法是以漢代的社會文化中的美刺論生硬地來解釋比興，與文學藝術離開得比較遠，與文學創作沒有多大關係。《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抒情的詩歌中,離開詩歌所表達的情感和所描繪的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就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牽強附會的理解，有著直接關係。
唐代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 “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並非比一定與“刺”相連，興一定與“美”相連。
這種經學家的政治解釋方法，在中國古代仍有不小影響。連劉勰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如“比興”篇中說：“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
”意思是關雎雌雄有別，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穀鳥專一，所以詩人用來比喻夫人的專一用心。這種讀詩的方法承繼的是鄭玄的政治解釋方法。這種方法特點是用政治遮蔽藝術，用意識形態曲解詩義，離開了詩歌的常識，是不可取的。
語言的解說。朱熹的解說可作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說：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贊成此說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說中，強調比興是一種修辭手段，一種語言技巧。這種解說與鄭玄的政治教化說大異其趣，無疑把解說推進了一步。
從單純的訓詁的角度看，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作為一種語言解說，用之於非文學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於文學作品似乎就還隔著一層。因為詩歌的語言是情感的語言，離開情感，單純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很難把屬於情感世界的詩歌解說清楚。
實際上，對於這種解說，連朱熹本人有時也是懷疑的。（詳下）
文學的解說。最值得重視的解說。具體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劉勰的“比顯興隱”說，鍾嶸的“文已盡意有餘”說，宋人李仲蒙的“敘物索物觸物”說。
近人徐復觀的現代解說。這裡先簡單介紹鍾嶸、李仲蒙的說法，然後再回過來重點闡述劉勰的說法以及徐復觀的觀點。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故詩有三義，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巨集斯三義，酌而用之。
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在鍾嶸看來，三者都是文學的方法。因為運用賦比興都要“幹之以風力，潤之者丹採”，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
”其中，對興的又以“文有盡意有餘”來解說，這就把“興”的含蓄蘊藉的文學功能說得比較清楚。這種看似“與訓詁乖殊”（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解說，“說得不明不白”（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的解說。恰恰揭示了“興”的文學功能，是十分有意義的。
鍾嶸對“興”的這種解說影響很大，唐代以來的詩學實際上是沿著“文有盡而意有餘”的旨意往前推進。
宋人李仲蒙的解說也很有意義，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5]李仲蒙分別從“敘物”、“索物”、“觸物”的角度來解釋“賦、比、興”。
在他看來，作為賦的“敘物”不僅僅是 “鋪陳其事”，還必須與“言情”相結合，就是說作者要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又要把客觀的物象描寫得真切生動。這就比傳統的解釋進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創作中對於“賦”的 要求。唐代許多詩人用“賦”，的確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主要是用“賦”，卻也十分盡情。
作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選擇物象以寄託感情，不完全是一個運用比喻手法問題，作者還必須在比喻中表達作者真摯的感情。唐代許多詩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這裡用“比”，卻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漢賦那樣把各種比喻變成單純詞藻的堆砌。
作為“興”的“觸物”，由外物的激發以興情，反過來又把情感浸透於所描寫的物象中。顯然，李仲蒙對“賦、比、興”的解說，最後都歸結到一個“情”字上面，這就更符合文學的審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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