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羽峻
一、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
在《人間詞話》中，研究者歧義最多的是定稿第3則與第4則：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
”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
”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巨集壯也。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此段對定稿第5則亦有闡釋：“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
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華胥之國、極樂之土則理想家所寫，而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鳥飛花落，則是寫實家所關注的。
王國維提出欣賞美術時的心態應該是“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這實際上就是“境界”。因為“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4頁）《人間詞話》定稿第7則：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鬧”與“弄”本來全是人之行動與心理，紅杏不會在枝頭“鬧”出春意，月也不會將雲衝破讓花“弄”影，從自然現象來看，紅杏“鬧”與花“弄”影都是不可能的，寫入美術之中的只能是虛構的“理想”狀態，因此必須放棄紅杏與枝頭與春意本來的關係，月與雲與花之間的限制，但是美術中的虛構又不能隨意編造，而要遵循自然的法則，如康德所說的創造出“像似另一個自然”來，將之行動、心理投射到紅杏、枝頭、雲、月、花等上，它們也都有了靈性，因此“寫實家，亦理想家”、“理想家，亦寫實家”。
王國維認為，“眩惑”是與“優美”與“壯美”相對的，“優美”與“壯美”“使吾人離生活之慾，而入於純粹之知識”，而“眩惑”則剛好相反，“又使吾人自純粹知識出，而復歸於生活之慾”。（5頁）這也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批評的，如定稿32則：“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
永叔少遊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為什麼美成與永叔的豔詞有娼妓與淑女之別呢？
就因為永叔之豔詞在於“描寫人生”，而美成之豔詞僅僅在於描寫“生活之慾”。
二、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
《紅樓夢》第一回通過女媧補天的神話形象地依照自然“虛構”了一塊被棄在青埂峰下靈性已通的頑石的慾望即“補天”，此欲卻沒有實現，因為無才沒有入選，於是“痛苦”。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慾望與苦痛，而且還寫出瞭解脫之道。讓許多人誤讀的是，以為王國維認定《紅樓夢》的價值只在於給出瞭如寶玉出家般的解脫之道，所以也常為人詬病，但筆者認為，王國維所謂《紅樓夢》的“解脫之道”的意義在於，《紅樓夢》不僅描寫了人生的慾望與苦痛等生活現象，而且還深入思考了人生為什麼會生慾望與苦痛，並無限往復，如何才能解脫等哲學問題。所以，他說：
“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慾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9頁）《紅樓夢》與《浮士德》同為描寫人類苦痛與解脫的大著，但寶玉的解脫不是早就有非凡的知力洞徹了宇宙之本質，只有絕生活之慾才能解脫人生的苦痛。所以王國維說有兩種解脫之道，“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
”（8頁）《紅樓夢》中的紫鵑、惜春屬於第一種，但這是超自然的，神祕的，宗教的，平和的解脫，非常人所能。只有寶玉的解脫才是自然的，人類的，美術的，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詩歌的，**的，換句話說，寶玉的慾望、苦痛、解脫以其真切、自然、不隔，語語都在目前，“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9頁）
然而，王國維的最大貢獻在於發現了《紅樓夢》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慾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9頁）如果我們沿著這樣“發現之旅”去品讀《人間詞話》，就不會對“五代北宋所以獨絕者在此”的判斷感到不可理解了，雖然《人間詞話》所舉的大部分作者與作品都是大家公認的，但也有一些作品是歷代詩話詞話很少提及的，其原因就在於以獨特、真切、自然之個人“境界”表現“人人”之“性質”，如《紅樓夢》一樣，真正“有境界”的詞，應該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美術”應該回到文學本體上來。
三、《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
“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10頁）在此，王國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傳統的中國文學的取向是為了取悅讀者，而不是真切、自然地“描寫人生”，因為人生不可能總是以喜劇呈現。當然，王國維認為《紅樓夢》與一切喜劇相反，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目的是為了突出《紅樓夢》之價值，尤其是肯定其“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對傳統的中國作一個撥亂反正，並非只有悲劇才是真正的文學。
因為傳統的中國文學總是喜歡樂天的“大團圓”結局，“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以吾國戲曲、**之特質也。”（11頁）實際上，王國維要說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學有一個“習套”在：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特別強調外在的、不可知、神祕的因素對人生的規定作用，缺少真實、自然的人性與人情，這樣寫出的作品即便是受到讀者的喜愛，但怎麼能說“不隔”呢？“樂天”的精神也與“憂生”、“憂世”相對。
《人間詞話》定稿25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
叔本華說，悲劇有三種，第一種是極惡之人造成的，第二種是盲目的命運造成的，第三種悲劇則是普通人的悲劇，由於劇中人的位置、關係等相互作用不可不產生的悲劇。第三種悲劇是王國維認為真正的文學應該表現的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11頁）這種悲劇遠比第一種、第二種悲劇感人，因為前兩種悲劇雖令人恐懼，但並不是普通人物人人都可能遭遇的，旁觀這樣的悲劇最多隻令人唏噓感嘆，因為有著距離，所以“隔”。而第三種悲劇，則是隨時隨地都可能降臨到每個人面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
”（12頁）這種悲劇是人人不可避免的，所以“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
否則謂之無境界。”真景物、真感情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而已。只有這樣的“真景物”、“真感情”才能使讀者動情、動心，凡是稍有審美意識者，都有這樣的經驗：
感同身受才不隔。
“昔雅裡大德勒於《詩論》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殊如恐懼與悲憫之二者，為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13頁）因此倫理學上的價值與美學上的價值是相合的，真正的美術不僅能給人以真（精神）、還能使人感受到美（美學上的價值）、進而還讓人受到心靈的盪滌與淨化以達成善（倫理學上的價值），這不僅僅是《紅樓夢》的價值，也是《人間詞話》以“境界”評詞的價值。“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而於悲劇之中，又特重第三種。
”（14頁）因此，《人間詞話》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
”四、《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
王國維何以認為寶玉之解脫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呢？根本原因不在於解脫，而在於寶玉的解脫代表著人與文學從傳統的倫理的、政治的、世俗的附庸之下解脫，對傳統倫理道德而言，寶玉“固世俗所謂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但卻是找到“真我”的人。“若開天眼而觀之，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知祖父之誤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顧得謂之不孝哉？”（15頁）在王國維看來，寶玉的解脫不僅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不忍讓祖輩、父輩的謬誤重蹈覆轍，應該稱之為大孝！從美術上言，《紅樓夢》扭轉了傳統**的誤謬，從詩歌而言，李後主也扭轉了傳統詩詞的誤謬。
所以《人間詞話》定稿15則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一般庸常者只看到眼前的表象，只有“開天眼而觀”世界的天才能“眼界”大，“見者”真，“感慨”深了。
王國維還對美術的價值作了精闢的論述：“美術之價值，對現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絕對的價值也。其材料取諸人生，其理想以視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趨於其反對之方面。
如此之美術，唯於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價值耳。……美術之價值，存於使人離生活之慾，而入於純粹之知識。”（16頁）王國維實際上在此接觸到了讀者接受的核心，美術的價值並不是對任何時代的任何人都有價值，或者說產生共鳴。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將此理論運用於詞的創作方法：“‘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
”（《人間詞話》手稿47則）
五、餘論
首先批評當時讀**者是以“考證之眼”讀之，紛紛考證書中主人公是誰，這自然是針對當時那些“索引派”而言。“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
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19頁）這是王國維文藝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說是其“通”的世界觀與方**在文藝思想中的具體體現。“個人”則是“小我”，處處“有我”，“人類全體”則是“大我”，便是“無我”。
只有“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所以“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人間詞話》定稿18則）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的主人公，不管是賈寶玉，還是“子虛”“烏有”先生、納蘭容若、曹雪芹都可以，因為只要能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的美術都是成功的作品，其表面是講對考據、索引派的態度，實際上談的是審美理想。如果因為納蘭容若的詞中有“紅樓”、“葬花”等語，就認為賈寶玉為納蘭容若，未免太牽強了，因為詩人與**家的語言往往有很多“偶合”之處，即“造境”造出了“像似另一個自然來”。如果因為《紅樓夢》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就認為主人公為曹雪芹自道生平，那就不是**，而是自傳了，之所以讀者讀之覺其“真實”，正是因為“寫實家亦理想家”。
“如為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作者必為兵家”，自然這是無稽之談了。這裡的“境界”與席勒之“state”（狀態）相近了。我們還可注意的是，王國維在此引用了叔本華《意志及觀念（表象）的世界》一大段文字，其中的“階級”一詞值得我們深思，因為此“階級”與《文學小言》第5則即《人間詞話》“三境界”說的“母本”“三階級”在內涵上極其吻合。
“人類之美之產與自然中者，必由下文解釋之：即意志於其客觀化之最高階（人類）中，由自己之力與種種之情況，而打勝下級（自然力）之抵抗，以佔領其物力。且意志之發現於高等之階級也，其形式必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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