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華文出版社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實行內蒙外漢、蒙古本位的國策，將原本處於獨尊地位的儒學邊緣化。他雖也興辦學校，但卻遲遲不開科舉，又使儒士邊緣化。
元仁宗延祐年間復開科舉，明令「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指程顥，程頤兄弟），朱晦庵（朱熹號晦庵）註解為主」，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定為官本，使理學完成官學化的過程。但元廷仍然堅持蒙古本位的國策，儒學與儒士邊緣化的狀況並未改變，因此，以華夏文化為主幹的傳統文化的發展，便受到嚴重壓制與阻滯。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決心扭轉這種局面，他採取一系列措施，尊孔崇儒，倡導理學，制禮作樂，立法定律，興辦學校，推行科舉，大力振興傳統文化。
明朝剛建立，朱元璋在洪武元年（2023年）二月即下詔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備）祭祀孔子於國子學，遣使前往曲阜祭孔，並鄭重戒諭使臣說：
「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儒學於是又重新恢復了獨尊的地位。
為了樹立儒學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月，即下詔召元代最後一位衍聖公、國子祭酒、孔子第五十五世孫孔克堅入京。四月，孔克堅入京朝覲，朱元璋說：
「爾祖明先聖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並賜田二千大頃，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
十一月，詔以孔克堅之子孔希學繼為衍聖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為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以其族人孔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並免除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的徭役。洪武十五年（2023年）四月，詔全國通祀孔子。五月，京師國子監落成，又釋奠於先師孔子。
到第二年二月，據諫官關賢報告：「國朝崇尚儒學，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鉅萬。」崇儒之風盛極一時。
在儒家學說中，宋代的程朱理學在先秦儒學的「外王」之外，著力於解決「內聖」問題，將內聖與外王有效地貫通起來，形成一個完整而精緻的理論體系，因而也更加適應在戰亂之後重建封建統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對程朱理學的提倡更是不遺餘力。登基之後，他繼續任用朱學在金華（婺州）的傳承人物與學者如宋濂、劉基、王禕、許存仁等，讓他們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或禮樂制度、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進一步樹立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
朱元璋還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提倡讀經。他反覆告諭大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
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他除經常命儒士為太子、諸王和文臣武將講授儒家經書外，還規定學校生員必修《四書》《五經》，並特命國子祭酒許存仁教授生員「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全國的科舉考試，一概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以程朱註疏為準。這樣全國上下的思想言論，都被納入孔孟之道、程朱理學的軌跡中。
朱元璋自己，更是努力學習《四書》《五經》，他小時曾讀過幾個月的私塾，後因家貧而輟學。流浪淮西三年，眼界大開，返回於皇寺後，「始知立志勤學」，跟幾個老和尚學習佛經，文化水平逐漸提高。參加起義後，在戰鬥的空隙，更是抓緊時間讀書，「甚喜閱讀經史」，並四處尋儒問道，每到一處，就設法招攬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處，講論經史。
明朝建立後，雖未確立經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令儒士為之講讀經書，如命宋濂、王禕等進講《大學》，陳南賓講《尚書·洪範》九疇，朱善講《周易》。自己在宮中無事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經過長期的學習、鑽研，他對儒家經典不僅爛熟於心，而且頗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以之作為治國理政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針。
朱元璋對元代施行的蒙漢雜糅的禮法之制深惡痛絕，明朝建立後，即致力於構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禮法制度，說：「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
」禮與法兩手，朱元璋尤重禮制的建設。禮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被視為「國之柄」。儒家傳說的禮，一般包括樂在內。
禮的含義非常寬泛，它既是國家典制、仁義道德的規範，也是人際行為的準則，具有定尊卑、明等威、敘長幼的作用。儒家的樂，指被賦予某種道德屬性的德音雅樂，起到陶冶性情、淑化人心、協調人群、團結社會的作用。禮用以辨異，分別貴賤的等級；樂用以求同，緩和上下的矛盾。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吳元年（2023年）六月，他務未遑，即首開禮、樂兩局，廣徵耆儒，分曹究討。到洪武三年（2023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禮》五十卷，「其禮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此後，又陸續修成《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大禮要義》《皇朝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等書，釐定包括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凶禮在內的各種禮制。
這些禮制皆「斟酌古制」而定，《明史》稱「其度越漢、唐遠矣」。一些懂音律的儒臣，還根據朱元璋「銳意雅樂」的旨意以及樂章要「章和而正」、樂曲要「協天地自然之氣」、和諧自然的指示，相繼製成朝賀、祭祀、宴饗的樂歌和祭祀之樂歌節奏、朝賀之樂歌節奏及祭祀朝賀之樂舞器服制度。朱元璋還親自動筆，撰寫了《圜丘樂章》《方丘樂章》《合祭天地樂章》和《先聖三皇曆代帝王樂章》。
在強調「明禮以導民」的同時，朱元璋也重視「定律以繩頑」。明朝建立前夕，他即於吳元年（2023年）十月下會議定律令，於當年十二月編定以《唐律》為藍本的律二百八十五條，與記載諸司制度的令一百四十五條合在一起，編為《大明律令》。洪武建國後，律條經過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幾次修訂，最後於洪武三十年正月正式頒行全國，這就是通行於明一代的《大明律》。
除大明律外，朱元璋還親自彙集一批針對「情犯深重、灼然無疑」的「奸頑刁詐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訓話，編成《御製大誥》四編，先後頒行於洪武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三月和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作為《大明律》的補充。洪武三十年正月重新頒佈改定的《大明律》時，又擇取《御製大誥》的有關條目，與有關律文一起編成《欽定律誥》，附載於《大明律》之後，規定「其遞年一切榜文禁例，盡行革去。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
《大明律》以唐律為藍本，但在體例結構與內容方面均較《唐律》有了發展。在體例結構上，洪武七年編成的《大明律》將唐律的末篇《名例律》列於首篇，洪武二十二年修訂時，又將唐律其餘十一篇歸併為六篇，按六部官制分為《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樣，不僅分類更為合理，而且內容更為集中，條理更加分明，也更接近近代按部門的分科立法。
在內容上，為了強化君主**，《大明律》設立「奸黨」條，增加有關懲治思想言論犯罪的條款；並設立《受贓》的專卷，加重對官吏**的懲罰；適應明初社會經濟的發展，《大明律》還加大經濟立法的比重，設立《戶律》和《工律》兩個專篇和《課稅》《錢債》《市廛》等幾個專卷，並取消了唐律中有關「佔田過限」的規定。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統治階級的意志，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
基於禮法結合的精神，明律遠引禮入法。《大明律》特在卷首開列《二刑圖》（《五刑之圖》《獄具之刑》）與《八禮圖》（以儒家綱紀倫常為依據制定的喪禮服制圖）。朱元璋說：
「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從重禮的原則出發，《大明律》還立有「犯罪存留養親」的條款，規定犯有死罪之人，所犯死罪不在「大惡」範圍的，如有祖父母、父母老而無養者，可奏請免於處死，留下性命以奉養親人；還立有「親屬相為容隱」條款，規定同居親屬犯有「十惡」之外的罪行，可以互相容隱，不加舉報。此外，明律還規定，除了「十惡」大罪，奴婢不得告發主人，子孫不得告發父兄；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得證兄，妻不得證夫，奴婢不得證主人。
元代學校教育的發展極為有限，又遲遲不開科舉，元仁宗復開科舉後，漢族儒士仍不受重用，「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朱元璋對這種狀況極為不滿，說：「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羶，汙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鬥爭，鮮知禮義。
今朕一統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龍鳳五年（2023年）正月，即在婺州設立郡學，十一年九月又在應天設國子學。洪武建國後，更是大力發展教育，形成國學、郡學和社學三類學校。
國學是由**設立的高等學府，前身是龍鳳十一年在應天設立的國子學，洪武十五年改為國子監。洪武八年三月還在鳳陽設立一所國子監，二十六年併入京師國子監。兩所國子監合併後，生員人數多達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成為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
監生分為官生（包括品官子弟、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和民生（包括貢監即地方官從府、州、縣學中選拔的歲貢生員，和舉監（即保送入監補習的會試下落舉人）。監生除了學習《四書》《五經》《御製大誥》《大明律令》，漢代劉向的《說苑》外，還要學習數學和書法，併兼習騎射。考試結業後，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參加科舉，及第後做官。
郡學又稱儒學，是由府、州、縣設立的中等學校。龍鳳五年開設於婺州的郡學是最早的一所儒學。洪武二年（2023年）十月，朱元璋詔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各地陸續開設儒學。
整個洪武年間，全國共有儒學一千三百一十一所。
儒學的生員，起初規定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後來又命擴增，不限名額。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駕車）、書、數設科分教」，並學習《御製大誥》和《大明律令》。生員經過考核，成績優異者可歲貢為國子監生；也可參加鄉試成為舉人。
如果入學十年學無所成，或有大過，則送吏部充吏，追奪廩糧。
此外，同府、州、縣儒學相近的還有都司、衛所所設的儒學。洪武年間，全國計有都司、衛所設定的儒學二十六所。另外，還有邊疆少數民族土司設立的土司儒學。
社學是設在基層的啟蒙性質的初級學校，遍佈於府、州、縣的鄉里城坊。最初屬於官辦，後來由於地方官經常藉此擾民，一度停辦。洪武十六年（2023年）十月，朱元璋下令民間自立社學，於是又出現民辦社學。
社學也以《御製大誥》和《大明律令》作為必修課程。洪武年間，各府州平均設有社學六十一所。至明中後期，雖窮鄉僻壤，也「莫不有學」。
除上述幾類學校，還有為宗室子弟開設的宗學，為武官子弟開設的武學，等等。
為了推動教育的發展，朱元璋採取了許多措施。第一，考核地方官吏的辦學成績。洪武五年（2023年）規定，「今後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
如所在地方「師不教導、生徒惰學者」，地方官「皆論如律」。第二，重視教官的選拔，穩定師資隊伍。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特命各按察司嚴格考核學校教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調任他職，有通經術、能文章而受壓制，任用不當者，由朝廷另作安排。
洪武二十六年（2023年）十月又制定教官考課法，規定教官在任九年，所教生員，府學有九人、州學六人、縣學三人中舉，本人經考試又精通《四書》《五經》者提升官職；所教生員中舉人數較少，本人又不通經，則降黜之，調任教官以外的職務。此外，朱元璋還嚴禁隨意將教官調離學校，擔任其他部分的職務。第三，優禮師儒。
規定在學生員由官府供給廩糧，並享受免役特權，除本人外，又免除其家二丁的差役。對教官，規定有司不得隨意差遣，教學成績優異者，可升任**和地方的官職。第四，規定書籍筆墨免稅。
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從而形成「無地而不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的局面，「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學校是傳統文化重要的傳播陣地，洪武年間學校之盛，對傳統文化的復興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大辦學校的同時，朱元璋還大興科舉。吳元年（2023年）三月，他就下令設文武二科取士，命各級行政機構「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京師」。洪武建國後，洪武三年（2023年）正月下詔正式建立科舉制度，定於當年八月舉行科舉考試，務「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四年三月，又令各行省連試三年，以後每三年一舉。連試三年後，發現錄取的多為後生少年，缺乏工作能力，洪武六年二月又下令停止科舉，別令察舉賢才。此後停止科舉十年。
但舉薦上來的人，濫竽充數者也不少。朱元璋又決定對被薦舉者實行考試，國時恢復科舉，於洪武十七年（2023年）命禮部制定科舉之式，頒行各行省，遂為定製。
洪武年間的科舉考試，分鄉試、會試和殿試**。考試內容，與學校教育相一致，專取生員所學的《四書》《五經》命題，「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四書》《五經》以指定的程朱註疏為準。
鄉試錄取的名額，開始定為五百名，除直隸一百名，廣東、廣西各二十五名之外，其他行省各四十名，「才多或不及者，不拘數額」。洪武十七年，又下詔不限數額，以實際成績錄取。中試者稱為舉人。
會試的參加者，必須是鄉試中試的舉人，錄取名額臨期奏請朝廷定奪。中試者稱為貢士，可參加殿試。殿試分三甲錄取，一甲僅取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
所取進士，或授翰林院官，或到翰林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實習，稱庶吉士，待熟悉政務，再擢任具體官職。其他或授**部門的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等官職，或授地方行政機構的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職。舉人、貢士多次參加科舉落榜的，可以考入國子監，卒業後也可擔任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正官，或做儒學的教官。
元代儒士被邊緣化的局面，也就因此得到根本的扭轉。明代**的任用，國初是薦舉、監生、吏員三途並用。由於朱元璋規定應「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科舉逐漸受到朝廷的重視，「內外重要之司，皆歸進士」，後來就逐漸形成所謂進士、科貢、吏員三途並用的格局，儒士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傳承者。
儒士特別是進士受到重用，恰恰印證了「書中自有**屋」的古訓，從而吸引更多的人進入學校讀書，從而進一步推動教育的發展，促進了傳統文化的復興。
朱元璋推翻元朝，統一全國，並採取措施安定社會、發展生產、振興傳統文化，奠定了明初盛世的基礎，這些歷史功績是值得肯定的。當然，他強化封建**主義統治、濫用刑罰、屠戮功臣，對當時和後來都曾產生很大的消極作用，這也是必須指出的。但總的說來，他不愧是封建帝王中一個有作為、成就較為突出的人物。大明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