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朱光潛的漫談說理文縮成左右的短文

1樓：花花

談說理文寫作的文章,大都只是談論點、論據、論證,或者再加上一點邏輯,這種談法很容易導致一般化,很難談出什麼新鮮的東西.朱光潛先生的文章就不是這樣.作為一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文藝心理學的研究者,談對議**的看法,角度不同,見解也就出新了.

　　文章總要有針對性.要針對讀者的急需來寫,找到問題的焦點,面對浮淺的觀點要立足深刻；面對片面的觀點要立足全面；面對謬誤的觀點要立足否定,面對偏執的觀點要立足誘導.本文就極具針對性.

　　既然是文章(廣義),雖有藝術與實用的不同,但都是運用語言進行表達,也就一定有共性.朱先生認為：「確實很有一部分人是把實用文(包括說理文)和藝術文(包括詩歌,**,劇本,描寫性和抒情性的散文之類公認的文學型別)看作對立的.

這是一種比較窄狹的看法.」那麼應該如何糾正這種偏狹呢?作者指出：

「語言是社會交際的工具.要達到社會交際的目的,運用語言的人第一要有話說(內容),其次要把話說得好,叫人不但聽得懂,而且聽得順耳(形式),這兩點是實用文和藝術文都要達到的.」這裡談的是根本運用語言上著墨,從根本上談論實用文與藝術文兩者應共同遵循的交際規律.

作者進而闡述了這種看法為什麼說是「狹窄」的.一是兩者之間「劃出一條絕對互不相犯的界限,那是很難的」；二是若只強調文學創作才需要藝術性,就「既不利於語言的發展,也不利於文學的發展」.因此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都要產生美感.

作者列舉了大量的例項證明了這一點.　　緊從兩者的關係談,當然不夠,還要從說理文的自身來看.於是作者用「現在單談說理文」開啟了文章的第二部分.

這是由面及點的談論方法.　　說理文寫好了並非易事.一是社會對此關注的少；二是親身體驗(寫過四十多年的說理文)出寫好有多麼不容易.

那麼,難在何處呢?難在理在文先的提法,又對又不全面.因為：

「思想明確,語言也就會明確」；而「在運用思想時就要運用語言,在運用語言時也就要運用思想.語言和思想都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在生髮的,在生髮時語言和思想在密切聯絡中互相推動著.」問題也也就複雜了.

作者從自身的體驗,從心理學的角度,了具體細緻的分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見寫說理文,「要有深厚的情感」,達到「意到筆隨,文從字順,內容與形式都是一氣呵成的」境界；闡明瞭「思想和語言總是要維持辯證的關係：不思就不能寫,不寫也就很難想得明確周全.」　　那麼,如何才能把理說透呢?

文章又深入了一層.問題解決得也越來越具體了.　　作者認為：

「說理要透,透在於話說得中肯,輕重層次擺得妥當,並不話說得多.」因此要簡潔(從命意到文字),要剪裁和壓縮.　　文章最後一個部分,又從美學的意義上,談出了對說理文至高的要求：

「我很相信說理文如果要寫好,也還是要動一點感情,要用一點形象思維.如對準確、鮮明和生動的要求應該說也適用於說理文.」這說的是說理文的審美,也說的是說理文必須具備的要素.

而這一點,我們從古今中外優秀的說理文中都可以體會到,而作者卻提得異常明確而堅定.的確,寫任何文章都是在與讀者建立一種情感聯絡,如果不講這一點,文章就會蒼白無力,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作者堅決反對所謂「零度風格」.

文章的結論是：每一位寫說理文的作者,都要走這樣一條路「有立場有物件有情感有形象既準確而又鮮明生動的路,」　　作為一位著名的學者,談一個似乎理論性很強的問題,但讀來卻覺得十分親切、自然.這是因為作者寫作態度的中肯,寫作體驗的真實,正反對比手法的巧妙運用所致.

先破後立,邊破邊立,立論與駁論有機地結合,既從理論(寫作的、美學的、心理學的)上做了深入淺出的論述,又結合自己寫作的甘苦,語重心長地談出切身的體味,令讀者受意頗多,頗深.

2樓：

《漫談說理文》這篇文章的論述中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說理文的美感。作者是從兩方面議論的,一是說理文要求寫好,也就是要產生美感,二是說理文如何寫好,也就是如何產生美感,文章因此分為前後兩部分。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主要講說理文也是要有美感的。

第一部分中的第二層便正式提出中心論點「實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產生美感」。第二部分主要闡述說理文如何產生美感,也就是如何寫好說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