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酷裂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律的作用，強呼叫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
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儘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
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
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
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鑑、利用。
法家思想促進秦國強大，也導致秦國滅亡。「秦國統一六國，是在商鞅變法的那一天就註定了；然而，秦二世而亡，也是在那一天就決定了。」
一、秦國法制的考察
秦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一直備受後世人們的關注。商鞅在公元前361年去秦，以應秦的新君孝公的招賢，並且很快取得了孝公的信任，從公元前359年起的20年中，進行了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在政治方面，推行郡縣制。
在經濟方面，農戰「本業」得到鼓勵，經營和製造奢侈品的「末業」受到限制。在農業方面，廢除井田制。在法律方面，堅持法必須昭告眾人。
在皇宮門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張貼新的法令，同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罰不諱強大。」在獎勵方面，為了獎勵功績，設定了分等級的榮譽爵位，特別注重獎勵軍功（「日斬一首者爵一級」）。
自孝公以後及贏政統一中國，秦的歷代國君遵循商鞅變法的體制，奉行法家思想，秦的國力不斷壯大。李斯在《諫逐客疏》也曾盛讚商鞅變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可見商鞅變法為秦國一統華夏奠定了良好的統治基礎。
秦在內政外交上奉行法家思想，以法治國。秦法制的特點是：
「法令由一統」。立法權掌握在君主手裡，「法令出一」，全國法律統一，司法統一。
法網嚴密。加強封建立法，作到凡事「皆有法式」，以致「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
重刑主義。商鞅曾說：「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這種「以刑去刑」的指導思想在秦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根據秦簡《法律答問》記載，偷採別人的桑葉，即使不滿一錢，也要被罰服三旬的徭役，足見秦律對盜竊罪懲罰之重。
秦王朝建立後，更是把嚴刑峻法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重刑成了秦代法制的特色，使秦法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一百五十年來，法家思想牢牢地成為秦國統治集團的指導思想，在這種理論之下，秦國曆代統治者不以王道而專務霸道，不以仁德布天下，而專以刑殺立威。秦王朝建立以後，統治者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越演越烈以至於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公元前209年，在大澤鄉（現在安徽宿縣西南），一群無法生存的人們在陳勝和吳廣的率領下揭竿而起，被迫反抗秦王朝的**。
三年後，強大的秦王朝就被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所淹沒了。
二、秦國法制的教訓
從戰國時期的強秦，到贏政統一中國，法家是悲情的。秦滅東方六國建立統一的**集權國家，法家的作用還是應該得到肯定的。但法家理論把秦帝國鍛造成為一個對內瘋狂鎮壓，對外野蠻擴張的戰爭機器，一百五十年來這部機器高效率地運轉著，將秦帝國推上了歷史的巔峰，也將他帶入了谷地。
法家思想幫助秦國摧毀了六國，但最終也導致秦國摧毀了自己。秦國法制的教訓是深刻的。
（一）立法指導思想歪曲
法家認為：「人性本惡，君子不可信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與人之間都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人的本性就是趨利而避害。君主應用賞罰為二柄，法（法度）、術（權術）、勢（威勢）相互為用，用法度來約束臣民，用權術來誘導臣民，用威勢來震懾臣民。
要禁事、禁言、更要禁其心，從而使百姓遵守法律則天下太平。法家主張國家要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以賞罰為手段獎勵耕戰，為此要把老百姓其它所有生路都堵死，使「天下之利系處於一孔」。在秦的法制體系中，法家的「法治」將君主利益置於核心地位，將法作為君主治理百姓的「工具」。
因為法律規範明確具體而且具有強制力，所以君主以法治國比用道德教化更具效力，可操作性也更強。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韓非都將法比喻成「虎籠」，將百姓比喻為「虎」。在他們看來只有法才能**百姓，使百姓俯首帖耳，服從統治。
因此，法家所竭力提倡的「法治」的目的就是用完備並具有強制力的「法制」來維護君主的**統治，從法律中獲取最大利益者只能是君主，官僚貴族根據社會等級的差別亦從法律中獲取不同的利益，而廣大平民——社會中最廣大的階層從法律中所得到的只是或幾乎只是義務。
（二）「惡法亦法」
商鞅變法只要求法有效，而不追求「良法」。「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在以暴易暴，以惡治惡，以嚴刑峻法梳理天下的指導思想下，不合理的法律制定的越多越細，就意味著犯法的人也就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越沒有尊嚴，越沒有可操作性，而國家在執法的過程中反而會使社會矛盾擴大化尖銳化，激起仇恨與逆反威脅自身的統治。
陳勝、吳廣因大雨耽誤行程，按律當死，這個「律」由此可以推斷出不是「良律」。這個「律」以處極刑威嚇民眾迫其守法，但卻因其規定殘酷無情導致陳、吳向「惡法」挑戰，正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三）法律萬能
自秦孝公以來，秦國實行了依法治國的國策，事皆決於法。歷代秦國國君堅持嚴酷無情的法家思想，保持政策的一貫性，內修政理財以儲軍國之資，外開疆闢壤與列國爭衡，以賞罰為二柄，徹底地動員了傾國之力，投入到戰國時代規模巨集大而慘烈的兼併戰爭中。自秦孝公起至秦統一天下的一百五十餘年的時間裡，秦國被稱為「虎狼之師」的秦軍與東方列國大小百餘戰，共計殲滅六**隊一百五十餘萬。
在「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的大戰場上，冷血的秦人踏著六國之人的屍骨與鮮血走上了統一之路。在秦國所向披靡的兼併戰爭中，秦統治者更堅信了法律的作用。客觀地講，秦依法治國策略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確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秦歷代統治者迷信法律，從秦簡所記的部分秦律來看，秦朝法律的完善嚴密程度超出了專家們的想象，秦律中不僅有犯罪及其所應受到的懲罰的規定，而且也有調整民事關係、經濟關係等方面的規定。甚至在當時就有了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細緻的規定。秦統治者對儒家的「以善勸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想嗤之以鼻，忽視、排斥道德的作用，謂有法律可以無道德，謂有法律而不許復有道德。
秦贏政推崇法家思想，排斥各種學說，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民而達極至。
（四）法律制度僵硬
對於只擁有500萬人民，據有關中、巴蜀一隅之地的秦國來說，實行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有效控制全體人民，集中全部國力，以對抗甚至消滅其他諸侯，這在秦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是很合適的。然而在消滅了全部諸侯，統一了相當於原來國土面積10倍大小的九州之地，控制了散佈著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復國報仇的六國舊貴族餘孽的2000萬以上的民眾以後，情況變得相當複雜，再用原來的體制來控制全國以求國泰民安，已經無異於緣木求魚了。然而，秦統治者對這種變革視而不見，並繼續將法家體制推向了極至。
「兵不弭，必將**」，持續擰緊的發條，終究有一天會嘎然而斷的。最終，統一了中國的秦王朝歷經十五載後便壽終正寢。這充分證明了秦所遵循的法家體制只適合並天下，而不適合治天下。
賈誼在《過秦論》中雲：「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此言中的。其實，治理國家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孟子曰：
文武之道，一張一馳。儒法兩派觀點儘管相互對立，但對統治者而言兩者應兼收幷蓄，相互補充，而不可相互替代。一個政權要想長治久安，統治者往往儒法並用，外儒內法，表面宣揚儒家思想，暗中使用法家手段。
結束語秦以後的王朝吸取秦朝法制的教訓，採用了「王霸雜用」的治國方略，也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結合，具體分工就是儒家麻醉人民，法家鎮壓反抗。但法家思想於今，也有可鑑借處。如「廢私立公」的追求，在這點上，所有法家人物都達成了共識。
法家的這種觀點曾把我們民族的「利他」精神，推到了最高位置，對後世及現在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我們自應正確重申其價值。
我們還應當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思想有天壤之別。真正的法治以制定「良法」為基礎，以維護權利為根本，而法家將法作為治民之具的觀念，與現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我們在完備現代法律制度的同時，更要注重現代法治精神的培養，以清除、杜絕法家「法治」思想的影響，營造社會的和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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