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如今,農村的生育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而是一個男孩就可以了,即使沒有也不會過於強求。
農村為何不願多生男孩了?
全文如下:
每次新年返鄉期間,父母總會與我兄弟二人聊一下村莊發生的新變化,特別是要強調下誰結婚了,誰家都有小孩了,以便從側面催促我倆早日成家,好讓他們早日抱上孫子孫女。
在我的記憶中,農村家庭或多或少都還持有傳統的重男輕女、多子多福觀念,一些家庭甚至不顧一切地要生男孩。
就在十年前,鄰居小叔結婚了,老婆帶來了一個女兒,婚後第一胎生了個女孩,小叔不滿意,過了幾年終於生了個男孩,可是小叔還是不滿意,嫌一個男孩孤單,也怕以後受到村裡人欺負,便不顧鄉鎮計生部門和村幹部的阻撓和勸說,「東躲**」地又生了一個男孩。
現如今,情況發生了轉變。村民們不再像上一輩人那樣「不生兒子,誓不罷休」,而是最多會選擇生育二胎,反倒是兒子多了讓人愁。不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而是一個男孩就可以了,即使沒有也不會過於強求。
俗話說得好,「一個挺好,兩個負擔不了,三個就要受苦受難了」。
1、村莊家庭生育觀念的變化
2023年,小輝經別人介紹與同村女孩小盼喜結良緣,讓全家高興的是第一胎就生了個大胖小子,不用擔心「無後」了。按以往生育觀念,下一胎要個男孩女孩都可以,是男孩有個伴,也不會被別人欺負,這也是以前村莊上家庭更傾向的一種;要是女孩,正好「兒女雙全」。
但是,面對現實,夫妻二人卻猶豫了。小輝今年二十八歲了,四五年前在外地打過一陣工,回來後就沒有再出去。其父是個包工頭,在三裡五村幫別人建房子,小輝從外地回來後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就跟著父親一起建房,當父親承包房屋不多的時候,他也會去附近檔發廠幹一段時間,這樣下來一年大約有三四萬元的收入,但除去家庭一年的開支,實際存款也就一萬元左右。
如果只有一個男孩,或許夫妻二人今後努力打工,在兒子結婚的時候就可以讓兒子「有房有車」,不至於在婚姻市場上處於劣勢。
但如果有兩個男孩,情況就不一樣了,反而做什麼事情就像是有圈子套著一樣,跟有一個男孩的家庭比不起,別人蓋樓房,自己只能低頭蓋平房。
衣、食、住、用、行都不能緊隨村莊社會不斷拔高的消費標準,事事都可能要低人一等。
同時兩個兒子的家庭結婚成本更高,女方會要更多的彩禮,因為她們擔心婚前不要,以後就可能不是自己的了。
想想目前的生活境況,小輝夫妻二人商定不能再生男孩,否則壓力太大,負擔不起。
另外,小輝深知母親的辛苦,他說:「我媽養了我兄弟倆,一輩子只能看人吃、看人穿、看人住樓,自己啥福也沒享,我不想這樣過一輩子。」小夫妻決定不再走母親的辛酸人生路。
2、村莊內部激烈的消費競爭
我的家鄉地處華北平原,耕地條件較好,隨著農業機械化的不斷推廣,種田不再需要鋤頭,也不再需要什麼技術。
播種季,帶上種子,站在田間地頭,一會兒地就種完了;收穫季,站在田間地頭等待收割,多花二十元,糧食就拉到家了,甚至有時候在田地裡,就把糧食換成錢了。
但是,現在村民都不願意種地,刨除化肥、農藥、種子錢,種地不怎麼掙錢,收成好的時候也就賺個一千來元。但是又不得不種,不種地不僅連這點兒收入也沒有,而且還沒糧食吃。
村莊中的老人是比較「惜地」的,可能也是因為他們這輩人經歷過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如果兒子外出打工,他們還能幫兒子在家種地。
正是由於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留守老人能夠比較輕鬆地把責任田管理好,通過繼續在土地上刨財富,能夠比較好地實現自我養老,他們對生活相當滿意。可年輕人要是堅守在這一畝三分地上,肯定會被別人說閒話,生活也無法變得富足。
因此,越來越多的村莊青壯年勞動力選擇進城務工,希望通過在外的辛勤勞動,改善家庭的生活狀況。
隨著村民不斷參與到市場經濟競爭中,扁平化的村莊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前些年村莊勞動力基本進入城市建築工地不同,現在職業型別越來越多,有開假髮廠的、假髮原料生產作坊、**店鋪(已具規模)、在外開大型超市、裝潢公司、做頭髮買賣生意等,當然還有相當一部分村民遊走在城市建築工地。
隨著村民職業日益多樣化,村莊階層分化日益凸顯。同時,市場參與帶來的收入分化不斷被轉化為村莊消費競爭,村民日常生活中的衣(講究牌子、**)、食(講究吃喝檔次)、住(新樓房)、用(講究「你無我有」)、行(小汽車)逐漸從私人領域轉向公共舞臺,衣、食、住、用、行的消費成了他們在村莊中社會地位或身份的展現。
村莊上層群體為了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和身份地位,拒絕接受村莊大眾消費文化,並要與村莊中層拉開一定消費差距。
在我們村,家裡有車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但是買輛豪車卻是個新鮮事。本家小弟小鵬去年剛大學畢業,卻已是三裡五村的「名人」。
小鵬2023年開始就讀於河南某普通二本院校,當時正值**熱,大一暑假他便到親戚表哥家學做**生意,之後開始自己在網上經營化妝品,就這樣到2023年暑假,他購買了一輛寶馬520,又在縣城購買了一套兩層門面房,這一舉動在熟人村莊裡「炸開了鍋」,之後他經營的公司(**和國際發條**)依然景氣,小鵬很自然地成了村莊新上層的代表。
當然,村莊「舊」上層也不甘示弱。郭晉在村莊裡算是出名的有錢人,大約在2023年的時候通過動用關係在農村信用社貸款一百萬元,通過這筆錢,他在村裡建立了假髮加工廠。之前生意比較紅火,雖然現在不太景氣,但是他依然維持著有錢人的作派。
郭晉在2023年前後購買了一輛奧迪q5,為了繼續表現自己在村莊的地位和身份,在2023年10月兒子大婚之時,不僅婚宴奢華,而且購買了寶馬740作為婚車。
當然,小鵬和郭晉是村莊上層消費競爭的個例,並不意味著普通村民的消費競爭就不激烈。
雖然面對村莊上層的奢侈消費標準只能望而卻步,但他們依然希望達到「有房有車」的基本標準,這不僅關係到自己在村莊中的地位和身份,也關係到家庭再生產能否實現。
為了與底層村民「劃清界限」,但又無經濟實力追趕村莊上層的奢侈消費競爭,中層村民希望通過完成「基本」標準來確立自己在村莊中的身份地位。
由於中層村民長期在外打工,勤扒苦做,為的就是返鄉時能達到體現身份地位的消費「標準」,雖然並不像上層村民樣樣講究奢華,但也要跟得上村莊消費標準變化的節奏,否則會被邊緣化,在村莊公共生活中失去地位和話語權。
由於在外打工的不穩定性,如果勤儉節約,每個勞動力大約有三五萬元的收入,但仍然很難應付村莊日漸高升的消費標準,比如村莊前幾年的人情喜錢是二十到五十元不等,現在至少一兩百元,誰要還是拿五十元還人情是會被別人說閒話的。
因此,中層村民並不關注日常生活的「品位」,而是把家庭消費的關注點凝聚在過年期間的日常生活、儀式性消費、建房/買房和小汽車上。
通過這樣的消費策略,動員全家力量達到體面的生活標準。
3、市場邏輯下的婚姻消費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全國各地交通的便捷,農村青年的通婚範圍迅速從本地區延伸到全國,由於目前適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女性在全國婚姻市場上佔據著絕對優勢的地位。
村莊適婚年齡男子要想順利迎娶新娘,就必須展現出能讓女方過上幸福生活的經濟實力,因此不計代價地建房/購房、買車以及高額彩禮都成了追求女性的籌碼。
同樣,女方在婚姻市場中的優勢地位必然使她們更傾向於挑選具備滿意條件的男性。因此,婚姻的成功締結很少考慮男女雙方的愛情,而是被市場邏輯所代表的預期幸福決定著,金錢和消費能力成了考量一段婚姻合適與否的標準。
正因為如此,為了順利實現家庭的再生產,相當一部分家庭「即使是打腫臉也要充胖子」,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款,建房/買房或者買小汽車,從而增加男方在婚姻市場上的籌碼,避免其成為光棍。
還記得母親曾經說她是坐著自行車被娶進門的,可現在誰家要是隻有自行車,兒子就只能等著打一輩子光棍了。當今社會適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也致使結婚代價越來越大,標準一再提高。
首先,彩禮從七八年前的一萬一(萬里挑一),到前幾年的一萬七(萬里挑妻)或兩萬二(成雙成對),再到近一兩年三四萬元不等,去年有的人家最高要了七萬元(並不是男方家庭多麼有錢,而是因為家中有兩個男孩),這就是為了結婚必需要達到的標準。
其次,家中要有車。為了讓媒人看到家庭為結婚的準備,也為了向女方展示自家的經濟實力,男方家裡要有一輛五萬到十來萬之間的小汽車,這是基本的標準。否則,有錢人的兒子可以挑來挑去找一個滿意的老婆,而自家兒子只能面臨無人說媒的境況。
據初步統計,前年整個村莊一共有二十二輛家用小汽車,去年年底全村有四十七輛,其中有近十輛是為結婚而準備的。
最後,要有房。現在村裡的青年結婚要求婚房可以分為兩種:家中有新房(樓房)或者城裡有房(可以是父母付了房屋首付),沒有準備婚房對於適婚年齡的男子來說無疑是冒了成為光棍的風險。
這些結婚的「基本」標準,對於村莊上層的家庭來說是比較容易達成的,他們甚至不滿足於這樣的標準,要搞得更耀眼,各個「標準」都要提升,比如買輛賓士、寶馬這樣的好車。而對於普通村民來說,僅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很難達到這些婚姻「標準」,但又不得不盡力按這些標準消費。
目前,村莊適婚男女婚姻匹配已經面臨著不小的窘境。
具體來說,面對日益走高的本地婚姻標準,家庭或個人條件較好、獨生子往往更可能娶到本地女子,而家庭條件一般、多子或個人身體有小缺陷的更可能娶偏遠地區(貴州、廣西、雲南、四川等地)的女子,家庭條件差或個人身體存在較大缺陷的人成為光棍的風險更高。
在村莊裡,娶外地(偏遠地區)媳婦往往會被別人嘲笑,大部分人認為這是「沒本事」的無奈選擇。
正因為如此,一些父母勤勤懇懇地勞作,只為到兒子婚齡時有能力展現出女方渴望的幸福資本。但另一方面,家庭在不斷追逐婚姻消費標準的同時,也揹負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4、消費壓力下的生育策略
此前,均質化的村莊社會結構沒有誘導村民熱衷消費競爭,村民辛勤勞作,他們沒有感受到太多村莊社會的競爭壓力,過著安靜但幸福的日子。
他們不必過於擔心子女的婚事,在本地可以順利實現婚姻匹配,他們把一生都傾注在子女身上,人生價值和意義在於家庭生命的延續。
而隨著村民參與市場經濟的程度愈加深入,現代化程序帶來的繁榮景象不斷刺激著他們,特別是村莊青年一代,不僅關注家庭生命的延續,而且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不再像上一輩人那樣只知道辛苦勞作,開始注重生活的享受,希望在村莊身份地位的爭奪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一方面,為了自身面子和村莊身份地位的爭奪,村民捲入了激烈的消費競爭中,不惜花光在外辛勤積攢的收入,蓋的樓房空著,買的車停著;另一方面,為了家庭生命的延續而捲入到婚姻消費標準的競爭中,「有車有房」成了進入婚姻市場的基本標準。
在村莊內部消費和婚姻市場競爭的雙重壓力下,「多子多福」的觀念失去了家庭經濟能力的支援,甚至對多生育男孩產生了恐慌,多一個兒子就多一套房子,多一輛車,也難怪村莊裡實現了「一兒一女」生育理想的家庭會花費五六千到一兩萬元不等請民間「歌舞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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