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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樵的學術思想主要是"會通"、"求是"和"創新"。主張修書要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不贊成編寫"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斷代史。
他重視實踐的經驗,反對"空言著書",認為有許多東西是書本上沒有的。他批評許多學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變化",陳陳相因,缺乏創見。認為"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文獻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終南宋宋寧宗嘉定末年(2023年)。分為田賦、戶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在《通典》的基礎上廣泛地蒐集史料,詳細地加以考證,去偽存真,歸類分目,按時代先後排列比較。
同時在各條後面夾錄前人和當時文人學士的議論,最後再用按語的形式闡述自己的見解。他的按語,貫串古今,折衷恰當,力求從歷史事實出發,作出審慎的結論,尤其對於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發表的見解為前人所未有。馬端臨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敗是導致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他對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對宋代的典章制度,記載也特別詳細,對兩宋政治的黑暗面進行了揭露,從而使書中有關宋代的記錄較為真實可靠我料價值超過了同類的其它著作。
《文獻通考》作為一部記敘中國曆代典章制度的專著,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人們說,讀《通鑑》而不讀《通考》,就好比讀「紀、傳」而不讀「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蹟,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讀《通考》而不讀《通鑑》,猶如知「志、表」而不知「紀、傳」。
所以,只有兩部書結合起來讀,才會對我國上下幾千年的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文獻通考》在中國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臨的卓越貢獻,亦當為世代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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