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魯迅先生的**——《藥》，把當時的社會現實揭露的淋漓盡致。在此，我尚且不談與主題相關的問題，只說一下我對文中三個小細節的看法。
第一：華老栓夫婦為其兒子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平常父母對於自己子女的「愛」。乍一聽，問題好象十分荒謬：
父母對子女的關心不是偉大的「愛」嗎？可在被扭曲的社會現實下，事情往往是難以想象的；正如現在的人們難以理解「套子裡」的別裡可夫。雖然如此，可文中的一些細節往往使人發出詰問：
為這「藥」，華老栓傾出了醫生的積蓄；為這「要藥」，華老栓「彷彿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置之度外」，雖年老體邁，還「邁步格外高遠」；為這「藥」，華老栓彎下了本已直不起的腰，皺癟的臉上擠出枯澀的笑容；為這「藥」，華大媽不知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淚水（此誠可想而知）……所以這一切不多浸滿了父母對兒子的愛嗎？可我倒要問一句：如果華老栓夫婦不是隻有一個兒子，而是有許多個兒子，足可以給華氏傳宗接代，本就貧窮不堪的華老栓會不會傾出大半生的積蓄為不可救藥的兒子買「藥」呢？
答案可想而知：華老栓是不會這麼做的。因為他還有別的兒子，足可以使華氏香火不滅。
所以，這「愛」就有問題。你想啊，儘管封建思想開始土崩瓦解，但象華老栓這一類人，「思想蛀蟲」已經侵蝕到了他的腦髓，從根本上已經無法改變。他的腦子裡充盈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的封建道德，華大媽也被「三從四德」束縛的難以換氣，所以為了華氏的香火，為了到陰間向華氏的列祖列宗有個交代，他們竭力保住獨苗苗的命根，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甚至用別人兒子的命來「移植」。他們「愛」的出發點就與平常父母對子女的愛的出發點有著本質的區別，又怎能說是父母之「愛」呢？他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為了完成他們的人生的重大使命——傳宗接代，基於這一點，表現在兒子神聖就成了「愛」的假象。
與其說華老栓夫婦的所作所為是對兒子的「愛」，不如說是對華氏祖宗的「孝」。這不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身上的封建枷鎖何等之緊，何等之牢嗎？
第二：魯迅先生是如何看待夏瑜的就義的。夏瑜，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戰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信心是無可否定的。
但從歷史的、政治的角度來看，其失敗也是必然的。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本質決定了他們不能承擔領導中國革命完全走向勝利的重任。（此處不想延伸）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對它評價，也只能是敬佩其革命精神、同情其革命失敗、肯定其部分革命成果。
再者，從當時魯迅先生的思想發展歷程來看，也只有對革命的敬佩、同情與惋惜。本文寫與2023年4月，當時正值軍閥混戰，革命失敗，轉入低潮。課文的「預習提示」中也曾提及辛亥革命給苦苦尋求拯救中國的魯迅以極大的振奮，可失敗的結果又使他的希望灰飛煙滅，失敗造成的悲慘景象更是讓他慘不忍睹。
作於同一時期的**《故鄉》，也反映了這一社會現實。我個人認為，魯迅有著極強的愛國救國心理，但苦於沒有找到振興祖國的道路，所以對辛亥革命抱有極大的希望（辛亥革命也確實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而當希望化為泡影時，魯迅陷入了冥冥思索之中。在思索什麼呢？
他開始懷疑辛亥革命，並在這緩慢的懷疑過程中，又去探索其他的救國道路。從魯迅先生逝世前幾年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在逐漸的變成一個馬列主義者。
在初中，我們曾經學過一篇關於魯迅的文章——《同志的信任》。在這篇文章裡，記敘了魯迅先生為方誌敏保藏手稿（《清貧》與《可愛的中國》）。從次可以看出：
魯迅晚年曾與共產黨人有較多的接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放棄了寄予資產階級的希望。故而，在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失敗之後，魯迅先生對於失敗的現實只能是惋惜，對於英勇就義的革命者只能是同情，對於資產階級是不抱有希望的，而對於振興國家是充滿信心的。
第三：對於課後練習題四大題（4）有我自己的一點看法。夏四奶奶去上墳時遇到華大媽的一幕。
當時夏四奶奶「躊躇」、「羞愧」，但又「硬著頭皮」。這固然反映了夏四奶奶矛盾重重的心理，但如果再進一步下去：夏四奶奶去給自己的兒子上墳也是未嘗不可的，為什麼又羞愧呢？
首先要看一看夏四奶奶當時的社會身份：一個被處決了的罪犯的母親。我們尚且不去想當時的社會背景，單是在現在的社會，一個罪犯的母親在社會上將承擔多大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何況當時它已眾叛親離，「親戚本家」早就不來了，所以它無地自容。而產生這一系列現象的原因就在於夏瑜參加革命併為之而獻身。廢除舊的社會制度進行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
況且，夏瑜不是人民大眾的敵人，而是統治階級的敵人；但他也不是被壓迫階級的朋友。他所進行的革命不但沒有得到家人與人民的理解與支援，失敗後留給人民的是怨恨，留給家人的是羞辱。究起原因就是他不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
因此，革命是侷限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從另一個側面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民眾是何等愚昧落後，當時的統治是何等殘忍。
總之，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是當時整個社會的縮影，字字都影射出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
魯迅《藥》之批判
作為文學史上的一代大家，魯迅先生永遠是一座無法企及的高峰。但我們尊敬仰慕一個偉人，也沒有必要為尊者諱。對偉人的苛求和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偉人的繼承和發展。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斗膽對先生《藥》中的幾處處理，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一個稱呼不當。在「茶客談藥」中，當花白鬍子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了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怎麼回事？」
康大叔回答道：「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嗎？那個小傢伙！」
我對康大叔稱夏瑜為「小傢伙」不敢苟同。在我們正常的認識中，「老傢伙」明顯是罵人的話，而「小傢伙」卻很特殊，像賈母稱王熙鳳為「鳳辣子」 一樣，這個稱呼中有戲謔，有嗔怪，明顯是一個暱稱。從上下文的語境來看，後文康大叔兩次提到夏瑜，都蔑稱其為「小東西」。
「小東西」這個稱呼很好的揭露了康大叔鄙視革命者仇視革命者的劊子手本色。如果說，前面的稱呼是康大叔的刻意掩蓋，後面才是康大叔真相暴露，那麼，我要問的是，在這些必恭必敬、笑嘻嘻的奴才面前，康大叔有掩蓋的必要嗎？還有華老栓用血汗錢買人血饅頭，稍稍猶豫了一下，康大叔就當面罵他為「這老東西……」當華大媽笑嘻嘻的為康大叔送出茶碗茶葉，加上一個橄欖，當華老栓必恭必敬衝了水，當所有人都照顧到華大媽的忌諱時，只有康大叔大聲的嚷嚷：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康大叔何曾掩蓋自己丑惡的面目，何嘗在意這些愚昧小民的感受呢？
其次，一個詞語費解。
在華大媽燒人血饅頭時，有這樣一段描述。「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拿著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開啟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
……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進灶裡；一陣紅黑的火焰過去時，店堂裡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這段中的老荷葉中的「老」字，很難理解。從風俗上來看，水鄉的老百姓常常晒乾一些荷葉，像中秋的棕葉一樣，然後包一些東西，既衛生，又清香，俗稱老荷葉；從時間上來看，當時是秋天（文章開頭說，秋天的後半夜），應該也是荷葉枯萎的時候了。所以似乎可以把這裡的「老」荷葉理解成晒乾或失去水分的荷葉較為妥當。
然而，下文包住饅頭的卻是一個碧綠的包，這個「碧綠的」從何而來？再從後文紅黑的火焰來看，似乎也在提醒我們荷葉是新鮮、碧綠的荷葉。從常理上來說，用碧綠的荷葉包住饅頭放在火裡燒，似乎不太符合常情。
由此看來，這裡的「老」字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再次，一個邏輯不通。
康大叔站在老栓的面前，「一隻手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一點一點的往下滴。」可是老栓躊躇著，不敢接那個東西。於是「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燈罩，裹了饅頭，塞於老栓……」這一段邏輯上有很大問題。
當康大叔鹵莽的搶過燈籠，這時候康大叔兩手都有東西，一手是滴血的饅頭，一手是可能還帶火的燈籠。試問，在這種情況下，他如何能「一把扯下燈罩，裹了饅頭，塞於老栓。」難道康大叔有第三隻手？
這裡，先生明顯有疏忽。如果康大叔藉助華老栓的手，扯下燈罩，那就不應該搶過燈籠；如果是藉助自己的腳踩住燈籠，再扯下燈罩，那也要說清楚，否則只能是邏輯上不通。
最後，一個情節失實。
情節失實，主要是瑜兒墳上的花環。這個花環在文中的橫空出現，究竟是畫龍點睛，還是畫蛇添足，歷來眾說紛紜。據先生自己說：
「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需要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我怎麼做起**來》）也就是說，作者自己也認為這個花環是平空加上的，加得牽強。那麼作者義無返顧的加上花環的原因何在呢？
比較 「合理」的解釋是：一方面，是讓華大媽看到兒子墳上沒有花圈，心裡感到不足和空虛。而夏四奶奶並不認識花圈，她根本也不知道花圈所蘊涵的深意，反而認為這是屈死的兒子在顯靈，這就使得夏瑜的悲劇意義顯得更為深刻。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為了表示儘管黑夜沉沉，但革命仍然後繼有人；革命決不會因遭受挫折而消沉，革命的火種還沒有，也不會被撲滅。以此給人亮色，落實主將不消極的主張。
但我以為這一解釋絲毫不能作為一篇**敗筆的藉口。因為從**所塑造的人來看，似乎找不到一個會送花圈的人；從當時的習俗看，送花圈的習俗也尚未興起。由此看來，花環的出現給**的真實性以致命的打擊。
可以說，真實，是所有作品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儘管因體裁和題材不同，真實性的要求稍有差異。比如散文的真實，是取材的真實和心靈的真實；詩歌的真實，是感情的真實和抒情的真實；而**的真實，則是生活本質的真實，也就是典型的真實、藝術的真實。
雖然**本身是虛構的，不可能也沒必要是生活真實；但是卻決不能脫離藝術真實。我們甚至可以說，真實性是**的靈魂，失去了本質的真實性，**就是空中樓閣和無病呻吟，又如何能反映社會生活呢？
大凡成熟的藝術家都把真實性作為創作的第一要素。哪怕是一個小小細節的失實，都會讓人對整部作品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從而使作品的社會力量受到巨大影響。
**作家柯羅連科曾經寫過一篇《歡樂的節日之夜》，內容主要是「描寫一個犯人，利用復活節看守到教堂做彌撒的時候，越獄逃跑，……」文筆優美流暢，尤其是中間月光的描寫，很好的渲染了人物的心情。托爾斯泰看到這部作品，一開始很喜愛，甚至對它大加推崇。但是看著看著托爾斯泰很快發現了一個與事實不符的細節：
犯人逃跑的時候，滿月當空。而復活節總是在十六日之後，月亮不可能是圓的。就是這個小小的疏忽，損害了托爾斯泰對這篇作品的好印象，甚至轉而持否定態度。
柯羅連科知道後，馬上糾正了這個錯誤。
要知道文章中細節失實很招人反感，一是讓人覺得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識；二是覺得作者的創作不夠嚴謹；三是容易對讀者形成誤導和愚弄。因此，不真實總會給作品帶來巨大損害。
從**的主題上來講，花環的出現也是得不償失。用魯迅自己的話說：「《藥》的主題是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眾的愚昧而帶來的革命者的悲哀。
」花環的出現固然可以顯示花大媽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但是，對於群眾的愚昧，文章中已經有更深刻的揭示。比如，華家用革命者鮮血醫治癆病；夏家夏四奶奶為兒子上墳感到羞愧等。
所以，沒有必要用花環來特別強化。尤其是花環的出現，還帶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那就是送花環的是誰？如果花環是群眾送的，則說明群眾未必愚昧；如果花環是革命者送的，那麼死去的夏瑜們畢竟有了一絲慰藉，悲哀的程度又勢必大大降低。
無論如何，花環的出現對**的主題都是有害無益。
看來，夏瑜的這個花環還是不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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