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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朝、金朝、宋朝版圖女真(或女貞與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肅慎”, 漢朝-晉朝時期稱“挹婁”,南北朝時期稱“勿吉”(讀音“莫吉”),隋-唐稱“黑水靺鞨”,遼-金時期稱“女真”、“女直”(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後又按地域分為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依接近漢化程度及活動區域南北:多漢化程度、南境者為熟女真,少漢化程度、北境者為生女真。
清朝以後,“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稱為“滿洲”,後通稱為滿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領袖完顏阿骨打在2023年統一了女真族各個部落,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攻打下了遼國的北方首都上京。然**侵併佔領了漢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並建立了齊,楚等傀儡政權。稍後,建立按照漢人的習慣建立叫做金的國家。
女真人用家鄉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們所建立的金朝(**,女真文anchuhu相當於後來的滿洲語 aisin - 金的,**)。
遼,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機所建,在我國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說938年)改稱遼。
契丹族源於東胡後裔鮮卑的柔然部。契丹,漢譯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給等,它以原意為鑌鐵的“契丹”一詞作為民族稱號,來象徵契丹人頑強的意志和堅不可摧的民族精神。歷史文獻最早記載契丹族開始於公元389年,柔然部戰敗於鮮卑拓跋氏的北魏。
其中北柔然退到外興安嶺一帶,成為蒙古人的祖先室韋。而南柔然避居今內蒙古的西喇木倫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區,以聚族分部的組織形式過著遊牧和漁獵的氏族社會生活。此時八個部落的名稱分別為悉萬丹、何大何、伏弗鬱、羽陵、匹吉、黎、土六於、日連。
在戰事動盪的歲月中,各部走向聯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權,成為中國北方一個強大勢力。916年,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遼成為中國北方統一的政權。
契丹王國強盛,其疆域東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長城,北絕大漠。2023年,遼為金所滅,此後契丹逐漸被融合。
史學界只能推測幾百萬契丹人的命運大致有三種: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漸漸忘記了自己的族源,與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遼滅亡後,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遷移到了伊朗克爾曼地區,被完全伊斯蘭化。
第三,金、蒙戰爭爆發後,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並在隨蒙古軍隊東征西討,擴散到了全國各地。
據考證,目前的達斡爾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後裔,另外在中國西南有家譜的家族中,有根據家譜記載,是隨蒙古軍隊出征而留在當地的契丹後裔,已經漢化和當地居民融合了。達斡爾、阿、莽、蔣氏“本人”都是契丹後裔。雲南“本人”猶如湖南桃源縣的維吾爾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於當地而儲存著原來民族的記憶。
西夏,是朝代,指中國歷史上由党項人於公元2023年至2023年間在中國西部建立的一個封建政權。西夏政權國號為“大夏”,因在當時宋朝的西方,宋人稱之為“西夏”。
党項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屬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項羌”的稱謂。 據載,羌族發源於“賜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一帶。漢代時,羌族大量內遷至河隴及關中一帶。
此時的党項族過著不知稼穡、草木記歲的原始遊牧部落生活。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党項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盛。此外還有黑党項、雪山党項等部落。
還有一說,拓拔氏是鮮卑族的後裔,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就自稱是鮮卑後代。
隋開皇四年(584)有千餘家党項羌人歸屬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項相率歸屬唐朝。唐貞觀九年(635),任命歸附的部落首領作刺史,以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受鬆州都督府節制。唐朝末年,党項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參與鎮壓黃巢農民起義軍的軍事行動。
唐朝以夏州為定難軍,以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封爵夏國公,再賜李姓。歷經五代,党項拓跋部利用藩鎮爭戰、朝代更替的機會,逐漸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到後周末年,已經形成一個以夏州為中心的地方割據勢力。
宋初趙匡胤削藩鎮的兵權,引起李氏的不滿。雖然他們一開始服從宋的命令,但兩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2023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繼夏國公位,開始積極準備脫離宋。
他首先棄李姓,自稱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諱為名改宋明道年號為顯道。開始了西夏自己的年號。
在其後幾年內他建宮殿,立文武班,規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軍名,創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2023年10月11日,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
公元2023年,蒙古滅西夏,党項人遂成為蒙、元屬民,系色目人之一種。蒙古語譯党項為唐兀(《元朝祕史》譯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稱党項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領土主要在黃河以西,漢文文獻稱之為河西,自蒙古語轉譯,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謂“蒙古人稱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區”。
但元人所說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遺民,不專指党項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漢河西”之別,《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舊羌為‘蕃河西’,陷沒人為‘漢河西’。”有的學者認為,在西夏統治的近二百年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來指稱這個民族共同體,而“党項”之名卻再也不見於載籍。
[31]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党項一名之所以絕跡,不過是因為蒙古人已將党項改稱為唐兀罷了,唐兀和河西雖然都可以用來指稱西夏,但在指西夏遺民時,唐兀人與河西人、西夏人還是有所區別的。由於党項族的族稱在各個歷史時期頗有歧異,為了行文的統一,本文仍採用其初始名稱党項,以党項遺民來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項遺裔來指元以後的党項人後裔。
西夏亡國後,党項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與其他民族間錯雜居,從而漸漸為漢、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紀以來,學者們對西夏亡國後的党項遺裔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從中可以看到這個民族是怎樣經歷民族融合而最終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項遺民 :白濱、史金波認為,現今分佈在甘肅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北麓一帶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著党項、回鶻、蒙古血統的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另外有學者指出,在甘肅南部的迭部地區,至今居住著一個語言和風俗習慣與周邊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懷疑他們是党項遺裔或鮮卑吐谷渾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紀二十年代,英國人伍爾芬敦(s.n.
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根據當地部分居民的語言特徵,認為他們有可能是西夏亡國後南徙川康的党項人的後裔。2023年,四川大學鄧少琴先生應西康省通志館之邀,對西康地區進行歷史考察。他從木雅一帶居民口中聽到了關於“西吳甲爾布”(即西吳王,“甲爾布”乃藏語“王”之意)的傳說,說是西吳王曾為北方漢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後來南遷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稱此地為木雅。
鄧少琴先生根據這一線索,以當地遺蹟和歷史文獻相印證,寫成《西康木雅鄉西吳王考》一書。[36]他認為西吳就是西夏的對音,[37]西吳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國之後南來此地建立的一個邊裔小政權,並將它與遼亡後耶律大石所締造的西遼相提並論。他還指出,藏語的“木雅”一詞源自宋元時代漢文文獻中的“木納”、“母納”、“密納克”等,原是指西夏國都興慶府地,党項遺民南來後把這個名稱帶到了川康地區。
自此以後,人們始知木雅人是党項人後裔。
(三)安徽的党項遺裔 :對安徽党項遺裔的探索主要是圍繞著餘闕及其後裔的調查。餘闕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於廬州。
餘闕以科舉出身,元末為安慶守帥,城破死節,由此名聲顯於後世。
2023年,史金波和吳峰雲根據從地方誌裡獲得的線索,同赴安徽調查餘氏後裔。根據他們的調查結果,並參證訪得的兩部《餘氏宗譜》,弄清了自元末餘闕至今已延續二十七世的傳承關係。調查結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慶等地共有餘氏後裔約5000餘人,他們今天都已徹底漢化,只有少數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項人的後裔。
[40]這一調查結果為研究入居內地的党項人與漢民族融合演變的歷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證。
(四)河南的党項遺裔
從元代文獻來看,當時移居河南的党項遺民數量相當可觀。2023年,任崇嶽、穆朝慶根據河南省濮陽市城東柳屯鄉楊十八郎村發現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所提供的線索,前往濮陽考察党項後裔,以他們查訪到的楊氏族譜及記載楊氏事蹟的《述善集》等資料與碑銘相印證,得知現今居住在濮陽市柳屯鄉十餘個自然村裡的3500多位楊姓居民均為党項遺裔。楊氏的先祖唐兀臺世居西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西夏末年歸附蒙古,從軍征戰多年,後其子閭馬定居濮陽,易姓楊氏,至今已傳二十八世。
[42]楊氏子孫雖然聚族而居,但因長期生活在中原地區,其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已與漢族毫無二致,他們今天申報的民族均是漢族,但私下卻自稱為蒙古族,我想或許他們的先人在元朝時曾經冒稱過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嶽又根據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銘》和2023年在河南浚縣出土的《中義大夫漢陽府墓誌》的記載,推斷在今天的浚縣應該有一支党項人後裔,但從浚縣的鄉土資料中卻找不到任何痕跡,估計他們也已經徹底漢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項遺裔
2023年,在河北保定韓莊出土兩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經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對經幢上的西夏文進行了解讀,得知它是一批党項人的後裔於明弘治十五年(2023年)為興善寺亡僧而立的勝相幢,兩幢上共刻有八十多個党項人姓名。[44]過去人們一般認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於至正五年(2023年)的居庸關過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認為是現存最晚的西夏文資料。
三十年代初,陳寅恪先生在柏林國家圖書館見到該館所藏據稱為明萬曆寫本的藏文甘珠爾,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測當時“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韓莊出土的西夏文經幢,證明遲至明代中葉,還有党項人的後裔在河北境內聚族而居,並且仍在繼續使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項遺裔
西夏亡國時,末帝李睍為蒙古軍所殺,此後便再也沒有關於西夏皇族的任何訊息。2023年,原青海河湟地區李土司的後人李培業,根據他所儲存的從乾隆到**間的十部族譜資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後裔,並稱居住在今河湟地區的李氏後裔人口達十餘萬之眾。[46]這一說法已經得到某些西夏史專家的首肯,認為它揭開了西夏皇族失蹤之謎。
在對這個問題略作考究之後,我覺得上述結論是很值得懷疑的。首先,所謂河湟地區的十餘萬李氏後裔,當是指原屬李土司統轄的土族人(2023年的統計數字為15萬餘人),土族的族源,現在人們一般認為是出自鮮卑支系吐谷渾,與黨項毫無關係。[47]不過,土司的族屬和土族的族源是兩碼事,關於李土司的**,自明代以來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項李氏兩種不同說法,現存最早的《李氏家譜》[48]即稱為沙陀李氏之裔,後來有的族譜則乾脆將這兩種說法揉合到一起:
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後唐亡國之後,續以党項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後,續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賞哥。我認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遷居河西,在西夏統治時期,他們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當時人們稱他們為“小李”,“以別於西夏國姓”。[49]後人可能因為他們是西夏遺民,就誤認為是党項皇族李氏,而將李賞哥附會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實並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
這個問題頗為複雜,容另文討論。
以上所述党項遺裔問題,有的尚未得到證實,即使是可以確認為党項遺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徹底同化了,以至於我們今天只能通過族譜資料去識別他們。只有木雅人算是一個例外,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較為封閉,其民族特徵至今尚未完全泯滅(比如語言)。對於研究民族演變和民族融合的過程來說,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價值,應該成為西夏史研究者今後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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