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宋史·宦者傳序》將宋朝沒有太監專權原因簡要地概括為：“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
1、趙匡胤汲取了前朝的弊端，對宦官的編制人數、官階高低、權力大小都有明確規定，大大限制宦官體系的發展。
2、宋朝重文輕武，宰相權力極大，這方面也是極大地壓縮了宦官干預朝政的空間。
總之，宋宦官問題情況錯綜複雜，不能簡單化。宦官在宋既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們廣泛參預政事並捲入政爭，又有受到朝廷抑制的一面，宦官內朝難以形成，因而其權勢再大，也很難像唐代後期那樣廢立皇帝、生殺大臣。
2樓：手機使用者
宋沒有發生所謂宦官之禍，《宋史·宦者傳序》將其原因簡要地概括為：“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先就皇帝方面來說，他們對宦官既信用又抑制。
其主要緣故在於前代的教訓不得不吸取，而宋又推行的是所謂防弊之政。唐代後期宦官自稱定策國老，呼皇帝為門生天子的往事對宋最高統治者實在是刺激太大，南漢後主劉長委政於宦官以致朝政腐敗的教訓更是近在眼前。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搞平衡，以使加以駕馭，是歷代封建帝王為穩固其統治所一貫採用的手法。
宋太祖是善於運用這一手法的能手，他對一切有可能權傾天下的政治勢力以及有可能形成禍患的政治漏洞，無不“事為之防，曲之為制。”而他的後繼者又表示對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宋太祖對宦官加以信用，只不過是利用此一政治勢力去制約彼一政治勢力，而官自身也在被防範之列。
宋太祖及其後繼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歸納為以下5條：
一是控制宦官人數。唐太宗為了防宦官勢力膨脹，把宦官總數控制在1000人以內，封建史家傳為美談。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嚴，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得超過50人，規定宦官年齡在30歲以上，又無養父，才准許養子1人作為繼嗣，並在幹德四年（966）六月，開寶四年（971）七月兩次下詔申嚴此禁，敦促“所在嚴加覺察，違者不赦。
”二是設立宦官階官。唐代有個怪現象，那就是：“唐宦者所歷散官與文官同，……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
”而北宋則為內臣設立了獨特的階官體系，以區別於文官、武將。馬端臨認為，其目的在於對宦官加以歧視。他說：
“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 元豐年間改革品階制度時，有大臣“請並內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駁道：“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
”很清楚，所謂“深意”，就在於歧視宦官。北宋內臣階官從較低階的貼祗候內品到較高階的東頭供奉官（後改稱供奉官），凡11階。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漓化五年（994）八月為獎賞王繼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則在於顯示宦官有別於文臣、武將。
此外，昭宣使特置於淳化四年二月，以獎賞王延德等；宣慶使特置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獎賞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於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以獎賞劉承規。而延福宮使則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第二，以上內臣階官“臨時用例，取旨改轉”，普通宦官與此無緣。
三是壓低宦官品級。唐代初期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最**為從四品上，這常常被人們作為唐太宗壓抑宦官的一項重要措施而加以稱道。北宋初年，內中高品都知、押班為宦官最**，不過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設的入內內侍省都都知，號稱內臣之極品，也不過是從五品，其品階仍低於唐代初期的內侍。
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錢為25貫，只能同當時的縣令相比較，河南洛陽縣令為30貫，萬戶以上縣令為20貫，宦官最**雖高於後者，但低於前者。與文臣、武將相比，宦官升遷相當難。文臣、武將都有一定的升遷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辦理。
按照北宋初年的規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職，必須具備以下4個條件：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至於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過觀察使，宋真宗以後不過節度觀察留後即承宣使。
到大觀二年（1108）五月，童貫才成為北宋歷史上第一個宦官節度使。
四是限制宦官活動。王禹偁講，宋太祖時，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後來，宋太祖不準宦官“採聽他事”的舊規儘管遭到破壞，可是宦官的活動仍然受到某些限制。
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規定：宗室不得與內臣之家為親。理由是：
“內臣出入宮掖，若與宗室聯姻，非便。”至於其原因，顯然在於防止宦官與宗室串通一氣，危及皇權。
五是不許宦官掌機密。這項措施尤其重要，用宋朝人的話來說，即是：“貂璫不以典機密”。
此舉被當時人稱頌為“祖宗良法”。北宋初年，宦官曾經通過通進、銀臺司，預聞機密。通進司的主要職現是領天下章奏案牘及文武近臣奏疏進呈，而銀臺司的主要職責則是掌抄錄天下奏狀案牘事目進呈併發付有關機構檢查，這些職責都事關朝廷機密。
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張詠為同知通進、銀臺二司公事，並改變了二司的隸屬關係。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避免“內官”即宦官預聞機密。如果說後來的明代設有名叫“內書堂”的宦官學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養相當高，從而為他們掌機密提供了條件，那么宋代通常不許宦官學習文化。
宋仁宗時，宰相賈昌朝在兼任侍講期間，曾以編書為名，“其實教授內侍”，大臣們上疏反對，宋仁宗予以採納，史稱“諫官吳育奏罷之”。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當中還有劉承規、張繼能等“好儒學”、“喜讀書”，孫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詠”、“有詩名”。可是宋仁宗以後，這類記載明顯減少，即使是樑師成儘管附庸風雅，然而“實不能文”。
難怪宋人往往如此輕蔑地說：“宮中左右皆閹宦，有何知識？”說到樑師成，人們都知道他以內掌機密而於史有名。
需要說明的是，唐代的內樞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之類是固定的制度，而樑師成在北宋則是個比較特殊的例外，兩者差別顯而易見。
眾所周知，唐代後期宦官得以專權，是由於最高統治者讓他們掌機要、典兵權、任監軍，以致形成了凌駕於宰相之上的宦官內朝按照宋代的所謂“祖宗家法”，不許宦官掌機要，已如上述。北宋率軍作戰的宦官雖多，但能夠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樣獨掌兵權的，只有童貫一人。莫說走馬承受，即便鈐轄、都監、巡檢之類，其地位和權勢，都不能同唐代的監軍使相比。
應當說宦官內朝在北宋是不存在的。即使以宦官權勢最為顯赫的宋徽宗親政期間而論，當時並非宦官獨自橫行，而是六賊當中，恰好是外官3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內官3人即童貫、樑師成、李彥。至於其首惡，則非蔡莫屬。
他們在發跡之時曾相互利用，得勢之後又互相牽制。儘管當時人有樑師成“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並不可信，其實他們的權勢因時而異。從總體上說，宦官仍然難以凌駕於宰相之上，至多隻能平起平坐而已。
例如童貫建節之後，他同蔡京的關係已由相互交結變為互相攻擊。一次，宋徽宗打算將童貫封為使相，當上了宰相的蔡京堅決反對：“貴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
”宋徽宗只得把這個打算暫時放棄。不難看出，《宋史·宦者傳序》將“宰相之權重”作為北宋沒有宦官之禍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無道理。後來童貫等宦官權勢更大，越發囂張。
宋徽宗退位後，“諫宗、御史與國人議者蜂起”，宋欽宗迫於公議，童貫等宦官終於被貶竄。
總之，宋宦官問題情況錯綜複雜，不能簡單化。宦官在宋既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們廣泛參預政事並捲入政爭，又有受到朝廷抑制的一面，宦官內朝難以形成，因而其權勢再大，也很難像唐代後期那樣廢立皇帝、生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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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偶然，是政治制度的原因，
首先是軍權：為了加強**集權，防止將領剝奪權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職位。
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官的軍權，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帥）統領。但是，三帥無發兵之權。宋朝在**設立樞密院來負責軍務。
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其他任何**都不得過問。而樞密院雖能發兵，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同時，宋朝經常更換統兵將領，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
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謂“強幹弱枝”“守內虛外”。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
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
簡而言之，就是軍權收歸**，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武將自然不能謀反再說宋朝女人和太監亂政，不是沒有，是較少，因為宋朝的政治安排重文輕武，許多事情都是文官主政，而且文人高度自覺，積極入世，皇帝對於文官也非常寬容（終宋一朝，極少有文官被皇帝殺掉），自然文官掌大權，女人和太監就無權可掌了
為什麼宋朝沒有宦官**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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