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空空兒
東漢著名的宗族，特點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們在地方有實力，不論是居官或不居官，社會影響都比較強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實權。
而魏晉士族，其特點是世居顯位。士者仕也。[6]①只要他們權勢在手，濡染玄風，而又慎擇交遊，取得名士[7]地位，就算士族。
反過來說，士族身分又可以鞏固權位。當然，士族權位的輕重也因時而異，在魏和西晉，士族還得依附於皇權，而東晉居高位的士族，其權勢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於皇權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們以漢魏之際作為分界線。世家大族的發展處在一個相對和平安靜時期，他們崇尚儒學，沿著察舉、徵闢道路入仕，罷官則回籍教授。至於士族，則或以亂世經營而得上升，或預易代政爭而趨隆盛。
他們一般以玄風標榜，沿著九品官人之法出仕。當然，這也只是大體言之，並非每個宗族的發跡都如此整齊劃一。
就魏晉士族而言，他們在兩晉之際，在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之中和以後，又出現了一次大分化。他們有的死守北方舊居，有的播遷江左。大體說來，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強的士族，特別是舊族門戶，往往不肯輕易南行，例如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弘農楊氏等等。
甚至於與司馬睿關係甚深的河東裴氏，都寧願留在北方，甘冒風險。也有少數例外，如潁川荀氏，荀藩、荀組兄弟於洛陽陷後先後以西晉行臺居密。荀組見逼於石勒，不得不自許昌東行過江。
同時還可以看到，決心過江的士族，就其多數而言，都是八王之亂後期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對峙時屬於東海王越陣營的名士。可以說越府聚集的名士，構成了以後江左門閥士族的基礎。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與中朝的東海王越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他們估計過江後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
而東海王越由於王國地境所在和活動範圍所及的原因，所團聚的士族名士大抵為黃河以南諸州人，而且多為新出的門戶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隸青、徐、兗、豫諸州。史家認為永嘉以來籍隸黃河以南的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隸黃河以北的諸士族則否。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傯之際，自洛陽而非自本籍啟程，而許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陽，南來亦非不可，但他們寧願北歸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貫與建康道里遠近一端來解釋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與司馬越、司馬睿的政治關係，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永嘉亂後留在北方（主要在黃河以北）的士族舊門，歷十六國和北朝，與南遷士族相比，維持著比較保守的門風。《顏氏家訓》所載北方士族鄙側出，尚節儉，婦女持門戶，重女紅（分見《後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證明。他們也較多地保持著東漢世家大族的特點，一般地以儒學傳家而不重玄學，聚族而居而不輕易舉家遷徙。
他們既是子孫相襲，歷仕胡族政權，又與胡族政權保持著或隱或顯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閡。他們揚名顯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歷數百年不離根本之地，其基礎越來越鞏固，與移植江外的士族難於固本者大為不同。所以他們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權頻繁易手而驟衰，一直到隋唐時期還儲存著固有的勢力。
不過，際遇不同，人物有別，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間從歷史上消失了。
兩晉之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僑姓士族，他們南來前夕多數在北方還沒有發展到根深抵固枝繁葉茂的地步，可賴以雄據一方的宗族勢力還不強大，可溯的世系還不長久。南來以後，他們才得以乘時應世，逐漸尊顯起來。他們南渡，一般說來所偕者止於父母兄弟輩近親。
間有群體較大者，疏宗鄉黨，佃客部曲，絡繹於途。這種較強大的群體構成一個個流民群，向南移動，往往為司馬睿所忌，被阻止於江淮以北，不得至於建康。僑姓士族既然沒有北方士族那樣的強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憑藉權要地位求田問舍，企圖儘快地重建家園，以維繫其家族地位於不墜，所以江左草創伊始，僑姓士族就陸續進行佔山護澤的競逐。
如果時運不濟，無所樹立，只有過貧窮的生活了。僑姓士族的門戶地位既然不是特別穩定，所以一旦政局變化，他們就可能受到大的影響，就會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淪。侯景之難，如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所說：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百家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雲。周師入江陵，僑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數驅迫北行。
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變，昔日繁華競逐的江左僑姓士族，幾乎全部寂然無聞，只留下聳立的石頭城和建康殘跡，供後世的文士們千古憑高，謾嗟榮辱。
以上所稱的僑姓士族，是就東晉高層的當權士族，亦即本書所謂門閥士族而言。門閥政治，就是指由這些士族所運轉的東晉政治。但是，南來的僑姓士族並非都能居於高層的當權地位，並非都是門閥士族。
僑姓士族之南來者，有些由於時勢的原因而以武幹顯名，有些由於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為時所重，有些由於缺乏可觀的人物而在士族陣營中本來時譽不高，有些則由於缺乏歷史關係和新的機緣而沉屈里巷。他們一般都不得居於建康。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於門閥士族。
陳寅烙先生稱僑姓北府將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稱之為低等士族。本書採取這一觀點，並認為次等士族的範圍還應放寬，除包括北府武將以外，還應包括一些舊族門戶之晚渡者如楊佺期、盧循等，包括所有無緣入仕東晉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門閥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條件下投入門閥士族的對立營壘以求出路。
楊佺期、劉牢之、劉裕以及孫泰、孫恩、盧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劉牢之、劉裕為一方，孫恩、盧循為另一方，更是戰場上勢不兩立的仇敵。但是就他們本人所處的社會層次說來，就他們為求得一種新的統治秩序以代替東晉門閥政治的這種要求說來，他們又有著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過，對於東晉末年出現於歷史上的這些次等士族，還須補作一點說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徵本是必要的條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純以武幹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視作士族者[8]。
到東晉時，士族早已定型，他們一般是通過仕宦婚姻等途徑，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於不衰。但是由於戰亂流遷和其它緣故，南來士族，其門戶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門戶下降者無從選擇婚宦，不一定都能維持門戶的文化特徵；而有些不學無文的非士族的武將，卻由於婚宦機緣得附於士族，居於其中的次等地位。
楊佺期、盧循等屬於前一型別，而劉牢之、劉裕則屬於後一型別。兩種型別的次等士族，在東晉政治地位大體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卻本不相同。本書就是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採用次等士族一詞。
其實，本來是習武少文的齊、樑皇族得以納入王、謝、袁、蕭四姓士族之中，也是這個道理。由於前人對於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並未作具體闡述，本書理解與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難說了。
2樓：周子儀
應該是謝 桓 庾 王四大家族吧
謝家代表人物 謝安 謝石 謝玄
桓家代表人物桓溫
庾家代表人物庾冰 庾亮
王家代表人物王導
3樓：
東晉早期，王與馬，共天下。司馬睿南渡稱帝，仰仗的是王家的勢力。王敦任大將軍，王導任丞相，一時間，王家勢撐半壁。
淝水之戰前後，謝安謝東山為相，主導了淝水一戰的勝利，謝家眾多優秀人才也紛紛在朝中用事，此時謝家勢力最盛。
除了王、謝兩家之後，其餘像恆氏、庾氏勢力略遜一籌，但也都是勢力龐大的豪門高第。
4樓：匿名使用者
琅邪王氏、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等
殷浩(？～356),東晉大臣。字淵源。
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東北）人。好《老子》與《周易》，善談玄理，頗負盛名，屢辭徵召。曾為庾亮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後辭官隱居近十載。
永和二年(346)因褚裒推薦,始受命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次年，桓溫滅成漢，威震朝廷。會稽王司馬昱（簡文帝）執政,以殷浩聲名影響朝野,引為心腹，參預朝政，統率揚州之眾以抗衡荊州的桓溫。
五年後趙石虎死,冉閔反羯鬥爭,北方混亂，晉朝乘機北伐。殷浩以恢復中原為己任，於永和六年就任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並廣開屯田，以為軍儲。他無軍事經驗,又為桓溫掣肘,八年進軍至許昌(今河南許昌東)，處置失當，敗於前秦。
次年又大舉進軍，派羌族酋長姚襄為前鋒,十月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姚襄反叛，伏擊浩軍，輜重盡棄,死傷萬餘,潰退譙城（今安徽亳州）。桓溫上疏加罪，十年二月廢為庶人，徙東陽信安縣（今浙江衢州），十二年卒。
5樓：匿名使用者
謝 桓 庾 王四大家族吧
謝家代表人物 謝安 謝石 謝玄
桓家代表人物桓溫
庾家代表人物庾冰 庾亮
王家代表人物王導
東漢著名的宗族，特點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們在地方有實力，不論是居官或不居官，社會影響都比較強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實權。
而魏晉士族，其特點是世居顯位。士者仕也。[6]①只要他們權勢在手，濡染玄風，而又慎擇交遊，取得名士[7]地位，就算士族。
反過來說，士族身分又可以鞏固權位。當然，士族權位的輕重也因時而異，在魏和西晉，士族還得依附於皇權，而東晉居高位的士族，其權勢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於皇權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們以漢魏之際作為分界線。世家大族的發展處在一個相對和平安靜時期，他們崇尚儒學，沿著察舉、徵闢道路入仕，罷官則回籍教授。至於士族，則或以亂世經營而得上升，或預易代政爭而趨隆盛。
他們一般以玄風標榜，沿著九品官人之法出仕。當然，這也只是大體言之，並非每個宗族的發跡都如此整齊劃一。
就魏晉士族而言，他們在兩晉之際，在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之中和以後，又出現了一次大分化。他們有的死守北方舊居，有的播遷江左。大體說來，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強的士族，特別是舊族門戶，往往不肯輕易南行，例如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弘農楊氏等等。
甚至於與司馬睿關係甚深的河東裴氏，都寧願留在北方，甘冒風險。也有少數例外，如潁川荀氏，荀藩、荀組兄弟於洛陽陷後先後以西晉行臺居密。荀組見逼於石勒，不得不自許昌東行過江。
同時還可以看到，決心過江的士族，就其多數而言，都是八王之亂後期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對峙時屬於東海王越陣營的名士。可以說越府聚集的名士，構成了以後江左門閥士族的基礎。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與中朝的東海王越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他們估計過江後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
而東海王越由於王國地境所在和活動範圍所及的原因，所團聚的士族名士大抵為黃河以南諸州人，而且多為新出的門戶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隸青、徐、兗、豫諸州。史家認為永嘉以來籍隸黃河以南的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隸黃河以北的諸士族則否。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傯之際，自洛陽而非自本籍啟程，而許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陽，南來亦非不可，但他們寧願北歸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貫與建康道里遠近一端來解釋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與司馬越、司馬睿的政治關係，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永嘉亂後留在北方（主要在黃河以北）的士族舊門，歷十六國和北朝，與南遷士族相比，維持著比較保守的門風。《顏氏家訓》所載北方士族鄙側出，尚節儉，婦女持門戶，重女紅（分見《後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證明。他們也較多地保持著東漢世家大族的特點，一般地以儒學傳家而不重玄學，聚族而居而不輕易舉家遷徙。
他們既是子孫相襲，歷仕胡族政權，又與胡族政權保持著或隱或顯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閡。他們揚名顯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歷數百年不離根本之地，其基礎越來越鞏固，與移植江外的士族難於固本者大為不同。所以他們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權頻繁易手而驟衰，一直到隋唐時期還儲存著固有的勢力。
不過，際遇不同，人物有別，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間從歷史上消失了。
兩晉之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僑姓士族，他們南來前夕多數在北方還沒有發展到根深抵固枝繁葉茂的地步，可賴以雄據一方的宗族勢力還不強大，可溯的世系還不長久。南來以後，他們才得以乘時應世，逐漸尊顯起來。他們南渡，一般說來所偕者止於父母兄弟輩近親。
間有群體較大者，疏宗鄉黨，佃客部曲，絡繹於途。這種較強大的群體構成一個個流民群，向南移動，往往為司馬睿所忌，被阻止於江淮以北，不得至於建康。僑姓士族既然沒有北方士族那樣的強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憑藉權要地位求田問舍，企圖儘快地重建家園，以維繫其家族地位於不墜，所以江左草創伊始，僑姓士族就陸續進行佔山護澤的競逐。
如果時運不濟，無所樹立，只有過貧窮的生活了。僑姓士族的門戶地位既然不是特別穩定，所以一旦政局變化，他們就可能受到大的影響，就會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淪。侯景之難，如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所說：
「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百家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雲。周師入江陵，僑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數驅迫北行。
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變，昔日繁華競逐的江左僑姓士族，幾乎全部寂然無聞，只留下聳立的石頭城和建康殘跡，供後世的文士們千古憑高，謾嗟榮辱。
以上所稱的僑姓士族，是就東晉高層的當權士族，亦即本書所謂門閥士族而言。門閥政治，就是指由這些士族所運轉的東晉政治。但是，南來的僑姓士族並非都能居於高層的當權地位，並非都是門閥士族。
僑姓士族之南來者，有些由於時勢的原因而以武幹顯名，有些由於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為時所重，有些由於缺乏可觀的人物而在士族陣營中本來時譽不高，有些則由於缺乏歷史關係和新的機緣而沉屈里巷。他們一般都不得居於建康。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於門閥士族。
陳寅烙先生稱僑姓北府將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稱之為低等士族。本書採取這一觀點，並認為次等士族的範圍還應放寬，除包括北府武將以外，還應包括一些舊族門戶之晚渡者如楊佺期、盧循等，包括所有無緣入仕東晉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門閥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條件下投入門閥士族的對立營壘以求出路。
楊佺期、劉牢之、劉裕以及孫泰、孫恩、盧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劉牢之、劉裕為一方，孫恩、盧循為另一方，更是戰場上勢不兩立的仇敵。但是就他們本人所處的社會層次說來，就他們為求得一種新的統治秩序以代替東晉門閥政治的這種要求說來，他們又有著彼此一致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