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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發展觀的演進及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確定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全新的發展觀,是當代人類發展的戰略思想和原則。但是,如何理解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和外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原則的出發點,也是確定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重要依據。
要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顧和研究人類發展觀的演進過程。
一、人類發展觀的演進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全新的發展觀,是人類對其自身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社會活動反思的結果,也是人類發展觀歷史演變的必然結果。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觀,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觀念:自然主宰論,認為人類是自然界的奴隸,永遠受到大自然的擺佈。這種觀念是各類宗教產生和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二種觀念:人類至上論,認為人類自身是大自然的主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界,使之馴服地為其服務。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的「人定勝天」的思想是這種觀念的反映。
第三種觀念:人類與自然界和諧共生論,認為人類永遠都不可能擺脫自然界,只有與大自然和睦相處,才能求得永續生存和發展。中國古代黃老學派的「天人合一」就包含著這種合理的思想成分;隨著近代大工業的發展,這種思想被馬克思、恩格斯高度綜合和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代,由於人類力量單薄,科學技術也不發達,常常遭受動物侵襲和自然災害,改造自然、戰勝自然的能力是很低的。因此,自然主宰論的思想在當時佔據了統治地位。
以產業革命為標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產業革命及一系列科學技術的湧現大大增強了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新知識、新技術、新方法的不斷湧現,改變了人們的舊思想、舊觀念,他們甚至認為,人類是無所不能的,人類可以發明一切所需的科學技術和工具去戰勝自然,使人類無限的慾望——首先是物質慾望得到滿足。
因此,各個國家都開始拼命地生產和積累物質財富,以保證物質慾望的滿足,並以物質財富的多寡,即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各國實力強弱的象徵。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國家經濟也都得到了很大發展。這樣一來,人們就將人類發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增長。
巴克在其《經濟學》中寫道:「在世界範圍內的爭取人心的戰鬥中,經濟增長是一箇中心議題」。經濟增長也被賦予最簡單、最概括的定義,即「一國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並且「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個概念彼此是等同的。
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和統計學都將「發展」簡單化為經濟總量的增長,以總量的增長衡量和評價社會發展的程度。在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和他的學生斯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23年聯合國首次頒佈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這是本世紀社會科學的重大成果, 是經濟統計的一次大綜合。sna第一次科學地、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經濟的執行迴圈過程, 但是它僅僅採用生產的總量指標,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gdp )或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反映一國的經濟發展和變化。
可以說,sna 也是當時的「經濟增長」發展觀在經濟學和統計學方面的集中體現。在當時各國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些學者也發現單純的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並不等於社會的進步。2023年,美國的英籍經濟學家劉易斯出版了《經濟增長論》,第一次闡述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指出「本書的主題是人均產量的增長」。
他將經濟發展定義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這與過去將經濟增長和發展視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顯然是有區別的。雖然此書的視角也曾伸向經濟制度的變化、人口問題、知識的增長以及資源問題,但是其「主題是增長,而不是分配」、「關心的主要不是消費而是產量」,所涉及的範圍主要圍繞經濟的發展問題。
到了60年代,人們的視野普遍擴充套件,大多數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認為經濟的發展,不應簡單地追求gdp或人均產值gdp的增長,還應考慮人口的增長和就業、收入及科學技術等問題。特別是經濟增長不能僅僅簡單地理解為生產規模的擴大,「由於一個國家生產能力基本上決定於它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以及所達到的技術水平」,因此「經濟增長應包括擴大和改進決定生產能力的諸要素的過程在內」(見佩特遜《收入、就業和經濟增長》2023年)。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觀念已向經濟發展觀念轉變,並出現了關於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貢獻率的討論。
從統計指標的變化看,出現了許多的結構指標和效益指標等相對指標,總量指標已不是經濟發展唯一的度量。
但是,經濟的發展並不等於社會的進步。7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安全等問題日漸突出,世界各國先後掀起了「社會指標」運動,力圖從人口數量和素質變化、經濟利益分配、福利、文化、衛生、社會保障和安全等角度更全面地反映、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客觀上打破了以經濟發展代替社會進步的一維觀點。實際上,當時的學術界、思想界的這種變化適應了社會和時代的發展的需要,也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統計的發展。
這時,社會問題和社會統計被提到了一定的高度;經濟統計和社會統計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整體概況。
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給自然界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和壓力,自然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引起社會的關注。2023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一書,一時轟動了世界。從現在看,此書的結論是悲觀的,某些觀點是不恰當的,論述方法上也存在缺陷;但是它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自然資源和環境對人類發展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喚醒了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關注。
雖然,這時理論界和學術界討論的焦點仍然是「發展」,但思想的視野,已將其擴充套件到一個新的高度和層次,即把人類社會的發展放在其周圍的環境中來考慮,追求人類與自然界的協調發展而不是人類對自然界掠奪式的發展。2023年,法國學者f ·佩魯受聯合國委託發表了《發展新概念》一書,對「發展」的概念作出了新的概括和闡述:「『新』的發展力求是『總體的』、『綜合的』和『內源的』」;並對其進行了解釋,指出「總體的」是指「一個人類整體的各方面的總和以及應該保證其內在聯絡的各種要素」;「綜合的」是指「一定數量的單元或因素匯聚成同一個整體。
因此,綜合的發展就可以包含多地區的一體化,或者不同的部門、地區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更好的綜合」;「內源的」「這個形容詞意味著一個民族內在的能力和資源及其協調的開發和利用」。
直到80年代初,在人們多年的醞釀和討論的基礎上,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於2023年主持編寫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並對此作出科學的解釋,標誌著可持續發展觀的形成。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與外延
可持續發展概念第一次提出時就被布倫特蘭夫人定義為「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是一個哲理性很強的定義。可持續發展受到許多領域的專家和學者的普遍關注,並對這個概念作出解釋和說明,不斷豐富、明確了可持續發展的涵義、內容和外延。
從各種對可持續發展的解釋和說明所涵蓋的範圍和領域看,可持續發展概念大致可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狹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其論述的重點是自然環境(包括資源),涉及的範圍僅侷限於自然資源、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例如,國際生態學聯合會和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就將可持續發展釋義為「保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產和更新能力」。
第二類:廣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強調人類社會的健康、協調和長遠的發展,即不僅關注人類自身與自然界的協調與和諧,也注重人類社會本身的發展狀況和社會公平等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包括經濟、資源、環境、人口、社會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但是不涉及社會的組織結構、制度和機制,以及人們的思想道德、安全等社會問題。
聯合國和英國等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集中體現了這種觀點。
第三類:泛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思想和戰略,不僅包括廣義定義所囊括的範圍,也涉及人類社會組織、制度和人們的思想意識,包括社會安全、腐敗等各種問題。這種觀點散見於各類報刊雜誌上。
我們認為,廣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的內涵和外延,介於狹義和泛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之間。它所確定的外延和範圍,是由其對可持續發展內涵的理解所決定的;而這種理解相對於狹義和泛義的定義來說,更能準確地把握住可持續發展的實質,並與人類發展觀的演進歷史相吻合,也是有充分的理論依據的。
在所有對可持續發展的解釋中,布倫特蘭夫人的闡述最為全面、準確和系統,代表了可持續發展觀的主流思想。布氏不僅對可持續發展給出了著名的定義,而且對其內涵給予了比較完整的解釋。2023年布倫特蘭夫人指出,可持續發展要求:
第一,消除貧困和掠奪;第二,保護和增加資源基礎;第三,將有關發展觀念擴大,既有經濟增長,又包括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第四,最重要的一點,在全層次的決策上,保持經濟和生態的統一。由此可見,布氏的定義屬於廣義的可持續發展的範圍。
以布氏定義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廣義定義是以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與自然界和社會的關聯方面為出發點,從人類的物質活動和再生產的角度上把握可持續發展的外延和範圍的。這種理解既與人類發展觀的歷史演變相吻合,又與當代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理解的主流相一致。因此它被聯合國和英國等許多國家的研究機構和統計部門所採納,並被許多經濟界和統計界的學者和專家所認同。
從統計角度看,廣義的可持續發展定義所確定的範圍,在統計上也是易於把握的。
三、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範圍
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聯合國和英國等國,以及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範圍均包括經濟、自然環境(含資源)、社會、人口和科學技術、教育等方面的內容。這種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形成,並不是一種巧合,是代表了一種趨勢。當然,在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建立的早期階段,這個體系的整體內容不可能規範化和一致;有些國際組織和國家也是以經濟和環境為基準構建指標體系的,但是這種方式並不能完全代表國際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進展的主體趨勢。
另外,目前國際上所構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僅僅是一個指標體系的雛型,大多數是以指標群的形式出現的,即所有的指標圍繞著「可持續發展」的這個主題而設定的,各個指標之間尚缺乏嚴格的邏輯關係。要像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一樣,通過帳戶、矩陣、平衡表和方程式構建成核算體系, 尚需時日。聯合國的有關組織已將經濟和環境聯絡起來,提出了「綜合環境和經濟核算」草案,擬用市場虛擬**法和維持成本法對環境狀況,像對經濟狀況一樣進行貨幣化的核算,對促進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作出了寶貴的探索。
但是,現在這個核算體系仍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總體來說,整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離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提出的建立「綜合核算制度」的目標還相差很遠。
我國在建立「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參考了國際的各類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緊扣可持續發展的實質,並密切聯絡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選擇了與主要社會問題相連的關鍵指標,並對這些指標進行了新的排列和組合(包括對有的指標進行重新定義),構建、形成了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這套指標體系分為三個層次:子系統層、主題層和指標層。子系統層由經濟、資源、環境、社會、人口和科教六個子系統構成。
主題層標明各個子系統的關鍵問題和下列指標的屬性。指標層由具體指標所構成。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和英國、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均把經濟放在首位,涉及就業、生產、分配和消費等方面,而英國和我國的指標體系均把國民生產總值作為第一項指標,由此展示出整個體系的全部內容,這個大概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以往的統計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與以往統計指標體系不同,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 )為核心的經濟統計結果收斂、歸結在國民生產總值上,而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則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新的邏輯起始點,展示了更加廣闊的統計領域和內容。
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是統計戰線對在原有的發展觀指導下所制定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揚棄。 順應新的發展觀的產生和發展,整個統計工作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綜合的階段,而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正是這種新綜合的具體體現。這種綜合是我們所面臨的一項複雜、艱鉅的任務,而其科學價值和統計實踐意義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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